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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搞强刺激,经济就不行?

·未名周记(1708)·

 

 

在前面一篇题为《增长目标制与执政合法性》的博文中,笔者表示赞同财新总编胡舒立女士对政府长期奉行的“增长目标制”的批评,指其实质为一种计划经济思维的表现。笔者分析说,在全球金融危机爆发后、国内外经济都进入比较困难的“新常态”下,继续实行这种计划经济式的“增长目标制”,特别是当自己主观设定的增长目标超过了客观的潜在增长率时,为了力求“达标”,政府就不得不动用各种刺激手段来“保增长”或“稳增长”,从而使经济出现“透支”而产生了许多负面的后果。

但在中国,并不是所有的经济学家都持这样的认识。

去年年底,笔者从《时代周报》的报道看到,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院长姚洋先生在接受该报专访时发表了一番颇为惊人的高论,兹将其整理摘要如下:

他说,政府在宏观调控方面不能被一两句话框死。比如刚进入新常态的时候,大家说“不刺激经济”,但如果经济下行的话,就是要有反周期的措施嘛,再谈不刺激就不对了。要根据经济周期进行调整,不存在永远平稳增长的事情,没有哪个国家会给自己确定说,从此以后再也不刺激了。今年(指2016年)政府出台了刺激措施,这是对的,不是什么“走回头路”。如果不进行强刺激的话,我们给世界释放的信号就是中国经济一直在下滑,那我们的资本外流还止得住吗?如果不刺激,不稳住经济增长,那我们的外汇存底很快就完了!这些事情不能教条。

作为一所中国著名大学的著名研究机构的“掌门人”,姚先生的这番高论中充满了可疑之处。

经济下行时政府需要采取一些反周期的刺激政策,这是凯恩斯主义的主张。所谓“周期”,顾名思义,就是说这是经济运行中一种规律性的现象,因为经济的运行是一条有高有低的曲线,就像姚先生自己说的,“不存在永远平稳增长的事情”。既然如此,“反周期”岂不等于是要“反规律”吗?

凯恩斯主义者会解释说,他们所主张的“反周期”,只是指在经济处于下行周期时政府采取一些“托底”的政策,以防经济下跌得太快而成为“自由落体”——用我们惯常的话来说,这就叫作“硬着陆”,而“硬着陆”对社会经济造成的损害是很大的。

不过,也有经济学家如谢国忠先生曾指出,从更宏观的角度看,“硬着陆”对经济未必就是件坏事。因为既然经济进入了一个衰退周期,说明它是规律使然,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在这种情况下,让经济自然地“硬着陆”,可以加快市场的出清,使其及时地实现优胜劣汰,然后“重装出发”,进入新的增长周期。反之,以人为的政策来“反周期”,偏要让经济“软着陆”,长期来看要比“硬着陆”付出更多的代价,反而未必是件好事。

好吧,我们暂且不讨论“硬着陆”和“软着陆”究竟哪种方式更糟糕的问题,暂且认同凯恩斯主义者关于政府在经济下行时采取一些反周期的刺激政策以防经济下滑得太快的主张是有一定合理性的。但有一点凯恩斯主义者们恐怕也得承认,这种“反周期”只能是一种短期政策,不能长期实施。如果连这一点也不承认,恐怕连他们的祖师爷也不会认可他们是真正的凯恩斯主义者了。

然而,从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开始算起,到刚刚过去的2016年,已经足足有八年之久。在这八年里,人们看到,政府一直在实施各种刺激政策。这样的“反周期”,已经不是短期行为而明显地长期化了。长达八年的“反周期”,不期然自身却异化成为了一个“长周期”,对凯恩斯主义者来说,不能不说是一种极大的讽刺。而且,事情还没完,看样子还会再继续这样“反”下去,因为从当前国内外的情况看,此轮经济下行周期并没有结束。——至少姚先生已在鼓吹要继续“刺激”下去。

难道一国的经济增长,就是政府政策“刺激”的结果吗?果真如此,经济增长就是件太简单的事情了:中国就用不着“全面深化改革”,用不着实施“一带一路”、“走出去”战略,也用不着搞什么“大众创业、万众创新”,只要不停地刺激、刺激、再刺激,经济自然就会像永动机那样持续不断地快速增长了!

姚先生虽然没有这样说,但不难看出,刺激就能保增长,正是他此番高论的逻辑“大前提”。

纵观这八年来中国的“反周期”政策,归结起来主要是两条:一是持续地扩张货币信用:这八年里中国的广义货币总量(M2)从最初不到50万亿,膨胀到去年末的超过150万亿,翻了两倍还多。而这八年里中国的GDP总量从最初的30万亿,增长到去年的70万亿,只翻了一倍略多。这也就是说,这八年中国经济总量的增长只及其货币总量增长的一半左右。二就是政府不断地加大对基础设施建设的投资。最著名的当然是2008年底推出的“4万亿”计划,此后“4万亿”计划虽然结束,但政府仍然继续大幅增加基建投资。仅以铁路建设为例,最近几年政府的投资每年都保持8000亿元的高额度。更要命的是,这些投资大部分都借助于银行的贷款,仅铁路部门的负债额,到去年年中就已经超过4万亿元。而政府和国企的负债总额,已经是年产GDP的两倍乃至更多。这些年以高铁的“跨越式发展”为代表的基础设施建设的“大跃进”,与中国各级政府以及国企债务的高增长这两种现象并存,显然有明显的正相关。

但即使在这种举世罕见的“强刺激”之下,仍然挡不住经济增速的逐年下降。试想,如果没有这些“强刺激”,中国经济增长还能保得住“中高速”吗?

同时显而易见的是,中国为此付出了巨大的代价,这些代价正在显现出来,未来还将会继续显现。经济学有句名言: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在全球经济陷入金融危机泥淖的这些年,中国经济却能持续保持“中高速增长”而“一枝独秀”,并非是我们特别能干,也并非是上苍对我们另眼相看,而是由于我们所付出的代价比别人要多得多。

然而,作为一位资深的经济学家,姚洋先生却认为这种“强刺激”是理所当然的,而且还主张应该继续搞“强刺激”,他甚至警告:若非如此,中国经济恐怕就会玩完!

老实讲,就连政府高层也不敢像他这样说。去年《人民日报》专访的那位神秘的“权威人士”,就表示过反对“强刺激”的态度。李克强总理也多次申辩政府没有搞“强刺激”。当然,怎样说是一回事,怎样做又是另一回事。

如果说,政府不得已实行刺激保增长是为了固守自己的执政合法性,那么,姚先生作为一个知名学者,如此不顾经济学的基本道理而大力鼓吹继续“强刺激”,为的又是什么呢?

                            2017年2月19日于竹径茶语

作者:未名,江南布衣,下过乡,上过学,教过书,写过小说,后创办并主编某内部刊物凡二十多年,撰有经济政治社会法律等分析评论文字千万余言,现已退休。有道是:秀才不出门,便知天下事;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只事耕耘,不问收获;知我者谓我心忧,不知我者谓我何求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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