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名周记（1705）·

近读，财新传媒集团总编辑胡舒立女士在其为今年第1期《财新周刊》撰写的社评中有如下之言：

“长久以来，中国习惯于制定短期和长期经济增长目标，这表明了政府对经济建设的高度重视，却也渐渐导致诸多弊端。即便在中央作出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的重大判断后，当实现原定增长目标相当吃力之时，有些政策制定者仍然囿于‘有条件要上，没条件凭借政策刺激也要上’的思维，不惜代价保增长，导致产能过剩、地方政府隐性债务增加等问题日益严重。这种计划经济色彩浓厚的手段，显然与‘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决定性作用’的方向背道而驰。纵览全球，极少有市场经济国家年复一年地制定经济增长目标，更多的国家关注的是通货膨胀、失业率等指标，且只作为制定政策的基准，而非务必达到的目标。”

胡女士的这段话说到了笔者的“心坎上”，并感有点小吃惊：尽管多年来笔者也一直在针砭政府的这种增长目标制，但相关的批评文字只是散见于自己退休前主编的一份内部刊物；印象中，这是第一次见到与笔者相同的观点发表于公开出版的媒体，而且持论者还是在新闻界很有影响力的一位“大佬”。

增长目标制是一种“计划经济色彩浓厚的手段”，与“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决定性作用”的方向背道而驰。——胡女士的这番话可谓“一针见血”，不仅完全正确，甚至有些“胆儿肥”：众所周知，增长目标制是中国政府一项最重要的经济政策。尽管早在二十多年前，在中共十五大上，当时的执政党中央就宣布摒弃计划经济而转向市场经济，但政府的增长目标制却从上世纪50年代一直延续至今。没错，这种增长目标制的的确确如胡女士所说的是计划经济的产物。正如她指出的，世界上“极少有市场经济国家年复一年地制定经济增长目标”，中国是唯独的一个。

为什么会这样？

按理，既然已经转轨市场经济，那么，就应该认识到，与计划经济相反，市场经济中无数的企业和个体，它们都是独立、分散的主体，自主经营、自主决策，其所处行业、规模、盈亏等情况各不相同，对于政府来说，与市场之间存在着大量的信息不对称，政府凭什么来制定一个全国性的经济增长目标呢？即使制定出这样的目标，那也必定是主观臆测的产物。因此，此种增长目标制既不符合市场经济的普遍规律，也不符合“辩证唯物主义”的认识论和实践论。

诚然，在市场经济中，所有的企业都有自己的生产计划，然后尽力去实现。但是，管理一个国家的经济跟经营一家企业是完全不同的。市场经济区别于计划经济的一个显著特征是：每家企业都会有自己的生产和销售计划，但整个国家的经济却是无计划的，它的增长是市场分散运作的一个综合结果。——如上所言，由于无法解决信息不对称的问题，即使政府制定出自己的增长计划，也只能是一种主观上的“毛估估”。如果一个国家的经济可以按政府制定的目标来增长，那么，计划经济就是可行的了。从这个角度讲，一个国家实行增长目标制，其实就是把国家当作了一家企业，笔者简称其为“国家企业化”。而这恰恰是计划经济的做法。

也许有人会觉得这仅仅是理论上的“务虚”，指从实践来看，尽管自建国以来政府一直奉行增长目标制，但远者不论，从上世纪90年代开始，此后的二十年中国经济获得了前所未有的高速增长，这难道不足以证明，这种目标制对于经济增长是“有功于焉”的吗？根据邓小平的“猫论”，不管白猫黑猫，能捉老鼠的就是好猫，何必拘泥于所谓的理论呢？再说了，其它市场经济国家不这么搞，不等于我们就不能这么搞。——其它市场经济国家还不是共产党执政呢！

这种辩解貌似有理，却是一种诡辩。真正的事实是：在宣布转轨市场经济后的二十年里，由于种种原因（这里不具体分析了），使得中国经济进入了高速增长的快车道，几乎每一年的实际增长速度都超过甚至大大超过了政府当年制定的增长目标。也就是说，那些年经济的高增长其实跟政府的增长目标制没什么关系，当时开始从计划化走向市场化的中国经济迸发出前所未有的生产力，正处于一种“不须扬鞭自奋蹄”的状态；或者说，这样的事实恰恰证明政府那些年所制定的增长目标是不符合客观实际的。

如果一直都是这样，看起来搞增长目标制似也“无伤大雅”：即便无用，却也无害。然而到了2008年，情况发生了变化：全球金融危机来了。

大家都知道而无需详细赘述的是：从这一年的年底开始，为了在金融危机中让中国经济继续保持高增长，当时的政府推出了著名的“4万亿”计划，强力刺激之下，2009、2010两年，中国经济“奇迹”般地居然在金融危机爆发后依旧保持了很高的增长速度，甚至超过了“保8”的目标（这同样证明政府的预判是不准确的），被我们自称为在一片低迷的全球经济中“一枝独秀”。但是，好景不长，从2011年开始，中国经济增速开始拾级而下，政府的增长目标也在“且战且退”，从“8%”一路下调至“7.5%左右”、“7%左右”，直至2016年调整为“6.5—7%”的“区间目标”。

从表面上看，这几年政府都完成了自己制定的增长目标，但不难看到，这是由于采取了各种刺激政策才勉强“达标”的。而所造成的后遗症是显而易见的：货币增速远高于GDP增速致使流动性泛滥，导致资产泡沫膨胀、产能过剩、债台高筑、实体经济虚化、金融风险越来越大等等现象。——这是中国在“新常态”下仍然坚持增长目标制所付出的巨大代价。

回顾这些年的经历，可以看到：在经济繁荣时期，增长目标制其实只是个可有可无的“摆设”；在经济进入衰退周期的“新常态”后，增长目标制嬗变成了胡舒立女士所说的“有条件要上，没条件凭借政策刺激也要上”这样一种“霸王硬上弓”的形态，造成了一系列严重的后遗症，总的来说，得远大于失。

或问，为何我们的政府如此热衷于这种增长目标制，热衷于其所衍生出的“保增长”、“稳增长”呢？除了前面说的计划经济思维的作祟，另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在于我们的政治体制使然。中共是以武装斗争夺取政权的，最初的执政合法性来源于“革命”。革命胜利了，按说就应该与时俱进，寻求并建立新的执政合法性，但毛泽东提出“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继续革命”，也就是继续以“革命”作为执政合法性，这显然是违背革命胜利后渴望过上安康日子的人民之意愿的，于是这场“继续革命”最后以“文革”的失败而告终。改革开放后，历届中国政府吸取了教训，转而视经济增长为自己最大的执政合法性，把保持经济快速增长作为执政的首要目标，执政党提出“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实际上就是“以经济增长为中心”。如前所说，在经济繁荣时期，这种增长目标制并无大碍，反正有没有目标经济也自会高速增长；可是，进入内外经济都比较困难的“新常态”后，它的弊端就会渐渐显露出来，尤其是当增长目标高于经济真实的增长潜力时，政府就等于把自己摆在了一个炉子上熏烤，就会自觉不自觉地实施各种刺激政策来“保增长”、“稳增长”，以证明自己所制定的增长目标是如何的“精准”。更深层的原因在于：执政者在潜意识里认为：若经济增长不能保持高速度或者中高速，自己的执政合法性就会严重受损，就会严重影响到“维稳”。

然而，跟任何事物一样，经济增长也自有其内在的规律和轨迹，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任何一个国家的经济增长都会表现为一条有起伏的曲线而不会是一条始终向上的直线，总是会有时候高、有时候低，如果把执政合法性完全寄托在经济增长速度上，万一有一天经济不可避免地出现低增长甚至是负增长，那又该怎么办？反过来说，如果认为你的执政合法性并非只来自于经济增长，那么，又何需这样不惜代价、不计投入产出比地追求增长速度呢？何况，一个号称是市场经济的国家，其政府却奉行计划经济式的增长目标制，这本身就是一个极大的悖论。

2017年到了，官方媒体和专家又开始讨论今年的经济增长目标应该设为多少，有说7%的，有说6%的，亦有说设为6%—7%区间的，但无人敢说应该取消这种增长目标制，惟有胡舒立女士大胆地提出上述批评。

不过，笔者虽然完全同意她的意见，却不认为取消增长目标制很快会成为现实。理由有三：

其一：一种长期形成的管理方式，此种惯性是很难废止或改变的，除非局势发展到了非改变不可的地步，或者发生了某种重大的变故。比如，建国以后执政者一直奉行的、到“文革”期间更是登峰造极的“以阶级斗争为纲”，就是由于把经济搞到了接近崩溃的边缘、快要被开除地球“球籍”的程度，再加上毛泽东的逝世和邓小平的复出，才遭到摒弃而转变为“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才有了改革开放，才从计划经济转向市场经济。同理，要让政府改变长期奉行的增长目标制，也需要具备类似的“条件”。笔者甚至怀疑，若真的取消了增长目标制，习惯了“GDP挂帅”的各级政府会不会突然觉得自己“无事可干”了。

其二：全球金融危机爆发以来这些年的实践，让政府似乎有了这样的“经验”：只要不停地施加各种刺激政策，就能使经济按自己的意愿和所制定的目标实现增长。有些官方背景的学者最近公然提出，经济不景气的时候就得搞“强刺激”，声称只要经济没有复苏，政府就应该不停地实行刺激政策。但这种“经验主义”其实是违背“科学发展观”的，是一种刚愎的“错觉”（关于这一点笔者将另文阐述）。既如此，就很难设想在这种“超级凯恩斯主义”彻底破产之前，决策者会改弦更张。

其三，也许是更重要的：要改变这种增长目标制，政府必须要首先需要解决一个问题，它既是认识问题也是实践问题——如果未来的中国经济不再能继续保持高速增长（对此政府已表示认可），甚至连中高速（这是目前政府所要尽力保持的）也达不到，而只能以中低速增长（这一天终将到来），在这种情况下，政府该如何确保自己的执政合法性呢？

                         2017年1月29日改定于竹径茶语

作者：未名，江南布衣，下过乡，上过学，教过书，写过小说，后创办并主编某内部刊物凡二十多年，撰有经济政治社会法律等分析评论文字千万余言，现已退休。有道是：秀才不出门，便知天下事；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只事耕耘，不问收获；知我者谓我心忧，不知我者谓我何求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