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名周记（2120）·

                     老龄化无可奈，少子化是真问题

本文要义：有些论者将注意力集中于吾国总人口的增减。实际上真正的问题还不是老龄人口越来越多，而在于新生儿数量越来越少，这两大趋势叠加在一起方才构成潜在的“危机”。如果说当今的老龄化现象是没有办法阻遏但尚可应对的话，那么，少子化现象更值得重视并应采取有效措施加以扭转。

比原定时间推迟了一个月后，国家统计局终于在5月11日公布了吾国第七次人口普查（以下简称为“七普”）的有关统计数据。随即不出所料地引来许多专家和媒体的分析评论。

笔者不是人口问题研究者，但以一个普通人的认知，浏览了部分数据和分析评论后，亦有自己的一些想法，也许比较“另类”，愿意不揣浅陋与大家分享。

首先想谈的一个问题是：对于一个国家来说，人口数量是不是越多越好？

若倒退回到几十年前，答案自然是否定的，不然当时就不会提倡并厉行“计划生育”了，更不会出现“只生一个好”这样匪夷所思的口号——仅凭简单的数学知识也可得知，如果所有的夫妻只生一个孩子，随着时间的推移，总体上小孩的数量会越来越少，最终甚至会“归零”。

这当然是一幅极端荒谬的景象，不可能成为现实。实际上进入21世纪后，“只生一个好”的口号就在吾国消失了。虽然此时“计划生育”仍在理论上被奉为“国策”，但它的内涵与外延已起了变化。再后来甚至连这一词语也已“淡出”。一个明显的标志是：吾国原来的“计生委”改成了“卫健委”。

不用说，这是由于决策部门意识到，“只生一个好”的政策是不可持续的。以现在的韩国为例，它的生育率属全球最低，因此一些韩国人口专家自嘲为“一个终将消失的国家”。这虽是“危言”，但未必“耸听”：如果把“少生”乃至“不生”的逻辑演绎到极致，就会出现这种可怕的结果。

然而有些年轻人可能不知道，“计划生育”作为吾国的一项国策，是在1982年才确定并开始执行的。在此之前，吾国并没有限制生育。甚至在五十年代中期一度还曾学习苏联的经验而提倡多生。当时苏联因二次大战国内人口锐减，特别是很多男性死于战争，故此必须要采取激励措施让幸存者们多生孩子。笔者就生于五十年代，当时还小不更事，后来学会识字看书，才知道彼时的苏联曾经有过表彰和奖励“母亲英雄”的制度，依稀记得其中有些育龄妇女一口气生了十几个孩子；而在吾国，拥有五、六个孩子的家庭也并不少见。

到五十年代末，吾国还发生过一场著名的“大论战”，后来演变成一场“大批判”，批判的对象是本国的经济学家、人口学家马寅初。他的“新人口论”提出了“中国人口增长过快”的命题，主张在实行“计划经济”的同时，必须实行“计划生育”。

今天回顾发生在半个多世纪前的这桩“公案”，人们自有新的“观感”。已经作故的马先生可能没想到，他当年提倡并遭到批判的“计划生育”理念，后来竟会被奉为“国策”，再后来演变成极端化的“只生一个好”（据资料记载，马当时的政策主张是“保证一对夫妇最多只生育两个小孩”）；更没有想到，到了21世纪20年代的今天，由于近年来吾国的人口增速不断放慢，以至于引起了一些人的恐慌，将其视为正在到来的吾国的一场“人口危机”。

这些“恐慌者”中，既有少数别用用心的境外媒体，也有很多出于爱国心的本土专家。但其依据都是吾国的人口增长正在或即将“由正转负”，而人口的负增长正是他们眼中的“危机”表现。为什么呢？因为近些年的人口理论认为，吾国自改开以来的经济之所以能够腾飞，从一个穷国一跃发展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在于吾国通过改开而获得了“人口红利”。 关于“人口红利”，也许可以用吾国的两句老话简单加以概括：一句是“人多力量大”，另一句是“众人拾柴火焰高”。

事实上也的确如此，由于吾国七十年代末在老一代领导人的力推下实行改革开放，特别是九十年代以后从原来的计划经济转轨到市场经济并加入了全球化的浪潮，从而冲破了旧体制的束缚，极大地调动了国民的生产劳动积极性，发挥了吾国作为第一人口大国劳动力资源充沛且价格低廉的“比较优势”，使吾国经济获得了人类历史上少见的增长速度并延续几十年之久，故而称之为“人口红利”并不为过。而由于种种原因的交织，现如今眼看吾国的人口增长即将到达峰值，似乎意味着原有的“人口红利”将逐渐消失，我们的这一“比较优势”也将逐渐被削弱。

这就引出了本文开头提出的那个问题：对于一个国家乃至整个地球来说，人口数量是不是越多越好？笔者的个人之见是：答案是否定的。理由也很简单，一个国家乃至整个地球的面积和资源是有限的，不可能容许人口数量无限地增长。正如“人口数量越少越好”同样也是不成立的。

没错，与几百年前哪怕是几十年前比较，不管是吾国还是全球的人口，都已有大幅度的增长。笔者记得自己年少时，媒体上经常可见的是“6亿中国人民”的说法，而现在吾国的人口已经突破了14亿，地球的总人口更是已达到80亿之多。但是相比较过去，吾国人民包括地球上大部分人的生活水平非但没有下降反而在不断提高。这样的事实岂不是从更宽泛的意义上证明“人口红利”所言非虚？

然而任何理论都是相对而言的，都是有其边界的，对“人口红利”也应作如是观，我们并不能由此推导出一国或世界人口越多越好的结论。盖因地球的范围是给定的，资源是有限的，人类再聪明能干，也不可以无限地繁衍增量。打一个再简单不过的比方：如果未来吾国和地球的人口比现在再增长十倍二十倍——好吧，如果这个比方的“力度”还不够，那么，再增长一百倍二百倍，那将会怎样？结论当然是“人满为患”。

所以，笔者由此得出的认知是：人口多一些的确有利于经济发展，因为干活的人多了，创造的财富也多，“众人拾柴火焰高”确是一个朴素的道理；但人口多只是经济发展的必要条件而不是充分条件，所谓的“多”与“少”是相对而言的而不能绝对化。人口少了固然难有“红利”可取，但也绝不是“越多越好”。 从这个意义上试看统计局最新发布的“七普”相关数据，笔者更加坚定了自己此前的一个判断：吾国人口面临的主要问题并不在于数量，而是它的结构。

说到人口结构，从官方到民间，大家都承认吾国现在存在的主要问题有两个：一是老龄化，二是少子化。 “七普”数据显示，吾国当今60岁以上的老龄人口占总人口比重已达18.7%，也就是说老龄人口已有2亿6千多万。这无疑是一个庞大的数字，超过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的总人口。而且随着时间的推移，吾国的老龄人口在一段时期内还会继续增加。

众所周知，人老了以后体力和精力都会下降，故此一个国家的老龄人口若占比太高，对经济的发展当然是不利的，意味着相对较少的劳动力要供养相对较多的非劳动力。 但是，换一个角度看，吾国的老龄化现象恰恰是吾国经济发展、人民生活水平提高的必然结果，因为人的平均寿命普遍延长了。古人曾说“人生70古来稀”，又说“人过30天过午”，但这些“经验之谈”早已经过时：现如今人活到70岁根本就不是什么稀奇事儿，吾国人民现在的平均年龄已经接近78岁；30岁也不是什么“天过午”，顶多算是“上午9、10点钟”。

不仅是吾国，整个人类的平均寿命也都增加了。盖因现代社会所创造的财富以及医疗卫生水平有了长足的提高。一个有力的“旁证”是：所有的发达国家和比较发达的国家，几乎无一例外都出现了老龄化现象。而吾国的老龄化也正是社会经济发展“水到渠成”的结果。这里且不论人们的观念和心态所起的变化。

所以，不能说老龄化就是件坏事。更重要的是在未来一个时期内它已经“势不可挡”而无法改变。一件无法改变的事情，纵使百般忧虑也没用，只能坦然接受和面对。何况现在的“老龄”标准也在逐渐提高。比如跟不少国家一样，吾国已经在开始讨论试行将男性退休年龄延迟到65岁，女性延迟到60岁，以期让这些“准老人”们还能够“发挥余热”。

真正应该引起重视的还不是老龄化而是少子化——近年来吾国的生育率一路走低，新生儿的数量越来越少。“七普“数据显示，2020年吾国0—14岁人口仅为25338万人。对于一个14亿的人口大国，可以说“不成比例”，而且占比还将继续降低，直到有一天老人的离世数量超过新生儿。

由于当今少子化的趋势如此明显，尽管“七普”数据表明吾国过去十年包括去年的人口总量仍有增无减，用统计局的话来说“保持惯性增加”，但大多数专家认为，吾国人口“由增转减”是早晚的事。如据第一财经报道，中国人口学会副会长原新认为，根据“七普”数据判断，吾国总人口负增长的时间可能比此前预计的要早，理由是吾国自1992年以后一直存在低生育率现象，出生人口持续缩减，离人口学理论认为一个国家要保持2.1左右的更替水平生育率越来越远，至今生育率已低至1.3。原新教授预计，吾国人口的正增长惯性未来十年之内将消耗殆尽，总人口在2025-2030年期间开始进入负增长轨道已毫无悬念。

而另一位长期关注人口问题的专家梁建章先生在“七普”数据公布后立即在财新网撰文指出，数据显示2020年吾国新出生人口为1200万，比2019年下降了18%，比刚刚放开二胎的2016年下降了33%，几乎成为新中国有记录以来新出生人口和出生率最低的一年。按照这个数字可以推算，吾国目前1.3的生育率今后还会继续下降。他预测，如果没有强力的政策干预，吾国的新出生人口很可能在未来降到每年1000万以下，生育率会比日本更低，也许是全世界最低！

笔者看到有些论者将注意力集中于吾国总人口的增减。实际上真正的问题还不是老龄人口越来越多，而在于新生儿数量越来越少，这两大趋势叠加在一起方才构成潜在的“危机”。如果说当今的老龄化现象是没有办法阻遏但尚可应对的话，那么，少子化现象更值得重视并应采取有效措施加以扭转。

为什么吾国的生育率如此之低？笔者看到上述两位专家不约而同地给出了首要原因：吾国人民的生育意愿不足。据梁建章引用相关数据分析：吾国人的平均生育意愿显著低于日本和韩国，而日、韩被认为属于生育率最低的国家。 再继续问下去：一向重视“传宗接代”的国人怎么突然就成了全世界最不想生孩子的人群？梁先生给出了三点原因。一是吾国大城市的房价相对于收入是最高的；二是吾国小孩的教育压力和成本也是最高的，超过了发达国家，而吾国的人均收入却只有发达国家平均水平的1/3；三是吾国的生育环境不够“友好”，在产假制度、幼托机构以及女性平权等方面还有很多短板需要弥补。这些原因使得吾国大城市的养育成本世界最高，生育率也是世界最低。如北京和上海户籍人口的生育率2010年只有0.7，今年北京刚刚发布的户籍人口出生率又下降了24%，这是全世界闻所未闻的低生育率。

梁先生还指出，虽然吾国还有大量农村的年轻人口，他们的生育率相对还是较高的，但也进一步说明了问题的严重性。因为即便如此吾国的生育率仍然降至如此之低，那么未来当这些农村的年轻人进城以后，生育率只会变得更低。笔者认为，他说的这个逻辑是成立的。

笔者不是人口专家，在相关问题上只能抄点专家的“作业”。近年来不少专家呼吁吾国全面放开生育政策，这当然是提高生育率必须要做的事情。但吾国前几年放开二胎的实践证明，仅仅是“放开”哪怕是“全面放开”也已不够了，因为很多人不愿意多生孩子。故此，未来如要提高吾国的生育率，就必须采取有效的激励措施，让老百姓从“不愿意”变为“愿意”。舍此别无他途。

由于历史的原因，过去人们对“计划生育”的理解就是“少生孩子”乃至“只生一个好”，实际上“计划”的涵义还应该包括需要多生时就能多生。然而实践证明，让人少生孩子还比较容易做到（赵本山和宋丹丹著名的小品中那种东躲西藏的“超生游击队”之类的现象毕竟是少数），让人愿意多生孩子可就难了。因为前者还可以施加行政措施，而后者却只能建立在人们“自觉自愿”的基础上。

那么，怎样才能让人们愿意多生孩子呢？抽象而论，唯有让人觉得“多生”的幸福感要甚于“少生”。具体来说，专家们给出了很多建言，笔者不想一一引述和铺陈，在此只推荐梁建章先生提出的一个建议：凡多生的小孩（笔者理解应该是指二胎以上）每人给予100万元的财政奖励，这种奖励可以是现金、所得税和社保减免、房价补贴等多种形式。

多生一个奖100万！笔者听起来有“石破天惊”之感。梁先生的这一建议也许可以讨论，但仔细想想，也并非完全是“异想天开”，老话说“重赏之下，必有勇夫”。如果我们确实想要提高吾国的出生率的话，不管采取什么样的激励措施，总之必须能让人们从“不愿意多生”变为“愿意多生”方才有效，否则就会沦为“空谈”。

                                               2021年5月17日于安吉桃花源

简介：未名者，江南布衣。生于20世纪50年代，下过乡，上过学，教过书，做过公务员，写过小说。中年后下海创办并主编某内部刊物凡二十多年，撰有经济政治社会法律等分析评论文字千万余言。现已退休，居于山间一寓，远离城市喧嚣。

笔者电子邮箱：wmc529@sina.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