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罚出人命”后的反思与联想。——

这几天，很多人包括笔者闻此讯后无不为之悲伤：4月5日，因车载卫星定位记录仪掉线被扣车罚款，河北卡车司机金某在检查站里服毒自杀。日前当地官方公布了对此事的调查结果，指金某自杀前尚未及对其实施罚款。

笔者并不怀疑这一调查结果的真实性。但金某自杀是缘于其被扣车并被告知将处以2千元罚款，这也是一个事实。如果他没有自杀，罚款应该就会付诸实施。

金某的自杀当然只是个例，然而从媒体的相关报道看，对货运车辆的安全检查流于“以罚代管”，却是一种比较普遍的现象。金某之死在某种意义上是这种现象的“牺牲品”。据报道，他在决定自杀前曾在微信群中表示：“我不是不值2000元钱，我是为了广大卡车司机说句话……今天在丰润区超限站被抓，说我北斗掉线罚款2000元。请问我们一个司机怎么会知道……所以我用我的死来唤醒领导对这个事情的重视……”（财新网）。读到这样的“临终遗言”，怎能不让人黯然心痛。

应该说，执法部门整治货运车辆的超载、超时驾驶等违规行为无可非议，罚款也是整治方式之一。但金某的自杀虽是一种个人的极端行为，其中仍有值得权力部门深刻反思之处。

首先，“以罚代管”不仅是一种“懒政”，而且不排除有利益的考量。之前就有专家建议此类罚款应该一律上缴财政，罚款不应下指标，更要与执法部门的福利彻底脱钩，以此在源头上遏制“以罚代管”的“积极性”。未知现在对此类罚款是如何处理的，笔者不了解情况，因此无法置评。但从“以罚代管”依然普遍存在这一现象倒推来看，恐怕仍然存在某种不合理的“激励机制”。

其次，领导早就指出要“把权力关进笼子里”。管理部门对一些违规现象进行处理包括扣分、罚款自是应当，但如何把这些权力也“关进笼子里”，对执法者本身加以严格监督，似乎还缺少有效的措施。而任何权力如果不受制约必然会走向反面，“绝对权力导致绝对腐败”，阿克顿的这句至理名言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特别是在权力高度集中而形成的垂直管理体制下，越到下层，监督的效力就越会递减。

如果说以上两点属于场面上的“老生常谈”的话，那么，下面所言则是笔者自己的“管见”：在吾国，货车司机的数量至少有几百万之多，他们为吾国的物流畅通和经济发展作出了巨大的贡献，同时也属于工作强度最大但收入菲薄的一大群体。如何改善他们的劳动条件和薪酬待遇，是应该加以重视并切实解决的问题。显然，如果不是生机所迫，没有人会无缘无故地冒险违规去超载、超时驾驶，生命对所有人同样都是珍贵的。在这种背景下，“以罚代管”的做法尤显缺乏人文关怀。而不管三七二十一先扣车再处罚的方式也值得商榷。即使要罚款，能不能跟其它违规的民用车辆一样到年检换证的时候再作处理呢？扣车不仅给司机和涉货单位造成经济损失，还阻碍了物流的畅通。笔者注意到财新网记者调查报道中的一个细节（实际上笔者也曾在路上亲眼看到此种现象）：为了对货车的违规进行“集中整治”，高速公路的关卡有时故意只开一个口子，造成排队等候检查的货车绵延几公里之长，看上去简直就是对“高速”这一词语的莫大讽刺。

说到这里，笔者联想到最近有关部门对阿里巴巴的违规垄断行为开出了182亿元的罚单，创下吾国有史以来的最高罚款纪录。对于阿里这样一个市值几千亿美元的超级企业来说，如此巨额的罚款不会让他们“伤筋动骨”；然而对金某这样的小人物来说，2千元人民币的罚款就可能将他从心理上压垮：这肯定不是他第一次遭到这样的处罚。笔者的意思是：对于像金某这样“拼体力”（其实也很“拼脑力”，盖因开货车需要精神高度集中，除了要时时注意安全，还得提防随时可能找上门来的“罚单”）的劳动者来说，相关的法律法规应该加以适当的“关照”。毕竟司机们都是人，而不是机器。

由此不禁又想到有报道说，现在一些投行的平均薪资接近或超过百万元——请勿搞错，这是公司所有员工的人均而不只是少数高管的年收入。试想，如果这些高薪者开车上路犯了规，即使被罚点款也不会像金某这样“想不开”而去喝农药自杀。现在的年轻人可能不知道，早年间曾有社会主义社会也存在“三大差别”之说，即：工农差别、城乡差别、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的差别。现在来看，这“三大差别”还远没有被消除，有的差别反而比以前更大了。故此还是得引用孙中山先生的那句名言：“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需努力。”（未名日记4月13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