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名周记（2105）·

                       往右是泡沫，往左是通胀？

本文要义：为什么右翼和左翼的经济政策会产生不同的效果？笔者借助赵建先生的分析，试用一句俗语来加以概括：盖因右翼注重的是如何尽可能地“做大蛋糕”，而左翼注重的是如何公平地“切分蛋糕”。

需要说明，题目和本文中的右和左，主要是指经济方面的政策倾向而非一般所谓的“意识形态”。为方便叙述和阅读，以下对这两个词均不加引号。

先摘录一段权威发言：“展望未来，中国的货币政策将继续在支持经济复苏和防范风险之间保持平衡。我们将确保政策的连续性和稳定性，并且不会过早退出支持政策。”——日前在线上举办的2021年“达沃斯议程”对话会上，吾国央行行长易纲如是说。笔者借用易行的这一表述作为本文的“引子”。

在过去的一年里，由于遭逢百年一遇的新冠肺炎疫情，各国政府和央行无不推出了极具扩张性的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以支撑受到疫情严重冲击的经济，而吾国在这方面相对而言还是较为节制的。拿中美两国相比较，以笔者所见，吾国为此新增的政府债务规模约为2.6万亿人民币，而美国的几轮救助资金规模超过4万亿美元，相当于20多万亿人民币，几近吾国的十倍。

再往前追溯，十三年前为应对全球金融危机的冲击，当时各国都实行了规模庞大的量化宽松政策，释放出的货币本来就尚未消化，再加上去年为抵御新冠疫情的冲击所推出的规模更加庞大的救助政策，两次危机下来，可以说当今全球范围已到处充斥着流动性。如果把货币比做水，称这个世界几乎被钱所“淹没”（所谓的“大水漫灌”），应该不算是夸张之词。

据美国商务部下属的经济分析局（BEA）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美国2020年全年的实际国内生产总值（GDP）收缩了3.5%，是自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以来首次出现全年负增长，并且创下了自二战结束以来的最差纪录。更要命的是，美国的新冠疫情仍在继续蔓延还没有看到“拐点”，今年的经济恐怕也不容乐观。反观吾国，由于较早地控制住了疫情，率先实现复工复产，去年的GDP增长率虽比之前有较大幅度的下降但仍有2.3%，成为全球唯一正增长的主要经济体；而今年的经济增速肯定将更加快于美国。

吾国经济已然如此“一枝独秀”，为什么易纲行长仍明确表示宽松政策“不会过早退出”呢？ 以笔者的分析，易行的这一表态可能隐含了两个意思。

一是要看到吾国经济在疫情中的增长成绩，是在宽松政策的支持下所取得的。比如去年吾国经济增速为2.3%，GDP总量首次超过百万亿人民币，但如果剔除所投入的2.6万亿新增政府债务（姑且不算企业所增加的债务），GDP总量可能就达不到百万亿，经济增速也可能要减去2个以上百分点——毕竟这些新增债务应该都转化成了产值，而GDP计算的正是国内的总产值。

二是虽然去年吾国在全球主要经济体中唯一保持了正增长，但今年在全球疫情未消的背景下若要再接再厉，还需宽松政策的继续支持。此时若“过早退出”，今年的经济增长就有可能难达预期目标。何况目前在局部地区疫情有小规模的反弹。

宽松政策避免了全球经济在新冠疫情的冲击下崩溃，特别是保障了大部分民众的基本生活（虽然联合国的数据显示去年全球因疫情仍有上亿人重新陷入了绝对贫困，但从吾国来看，恰是在去年这一最困难的年份里“逆流”实现了现有国内标准下“全面脱贫”的战略任务，真正可谓是“来之不易”），因而看上去是必要之举。但不可否认的是，各国释放出的巨量货币也为未来经济的健康发展埋下了隐患。

前些天笔者看到经济学家赵建先生发表在财新网的一篇专论，题为《左翼政治、大通胀与资产泡沫的未来》，留下较为深刻的阅读印象。本文试图借助此文的一些论述来谈谈自己的“观感”。

赵建先生之文开宗明义，称“未来十年，通货膨胀可能将成为最主要的宏观事件”。他承认，“做出这个判断具有一定的风险，毕竟理论上的货币数量论和现实中的通胀已经‘消失’了十几年。但是我们判断这次大通胀周期的逻辑并不是货币数量意义的，而是结构性、体制性作用占主导。”

什么意思呢？他解释说：除了疫情和去全球化引发的供给成本中枢抬升外，更重要的力量是，全球开启了左翼浪潮的转向。 赵文认为，美国前总统特朗普代表的其实是一种“右倾自由主义”，其政策取向主要是“小政府大市场”、减税、降息、货币宽松、放松监管等，这些都有利于资产泡沫的形成。他解释说：右翼政策崇尚的是经济效率，一般会造成产能过剩继而通缩而非通胀。盖因右翼政策会加大贫富和收入的两极分化，富人收入增加得更多，而他们消费的收入弹性较低，所增加的收入更多的是购买资产而非通胀篮子里的商品。所以，在右翼政策框架内，往往是“金融泡沫+实体通缩”并存。

笔者看到事实似乎也确实如此。这样就从某个角度解释了，为何在过去的十几年里，在宽松货币政策的支持下，全球的资产价格不断上涨（在美国主要表现在股市，在吾国则主要表现在房市），但主要以日常消费品为计算权重的通胀指数却始终表现出一副“温吞水”的样子，美、日、欧等多年来想让自己的通胀率达到2%都难以求得，以赵建先生的说法，这是其时占主导地位的右翼政策必然导致的后果。以美国为例，不仅目前其利率已降无可降，联邦政府的赤字规模也在不断地扩张，迄今其债务已攀上20多万亿美元的新高。在特朗普任内，即使在新冠疫情暴发之前，美国经济表现还算不错的几年内，他仍然一再要求美联储停止“缩表”，继续放松货币政策，导致美国股市一涨再涨，迭创历史新高，将实体经济远远“甩”在后面，泡沫性显而易见。

然而，正如赵文所指出的，“特朗普的右翼大回潮引发了左翼反弹”。在美国，特朗普下台拜登上台，后者所代表的左翼传统上比较关注公平问题，崇尚资本管制和大政府，其可能会奉行的加税、再分配、加强金融监管、提高低收入阶层补助等政策，一方面有助于遏制资本和资产泡沫，另一方面则有可能造成效率低下继而供给短缺，容易引发通胀。故此赵建先生预判：“接下来的十年时间里，资产泡沫可能会向通货膨胀逐渐转换。我们也将逐渐迎来一段资产泡沫被左翼政策清算的时间。”

为什么右翼和左翼的经济政策会产生不同的效果？笔者借赵建先生的分析，试用一句俗语来加以概括：盖因右翼注重的是如何尽可能地“做大蛋糕”，而左翼注重的是如何公平地“切分蛋糕”。 比起右翼，左翼政策显然更具有“道义性”，因而经常会赢得更多的人尤其是中低收入阶层以及大部分知识分子的拥护。但也正因为如此，左翼政策在“做大蛋糕”方面往往力有不逮。

历史上的左翼政策，往远了说就是孔子提出的“不患寡而患不公”之主张。吾国几千年来的“改朝换代”基本上都是因分配不公而引起民愤和民变，从而“官逼民反”，王朝屡屡被农民起义所推翻。只不过由于时代和制度的局限，“换了个马甲”后新王朝用不了多久仍然回到专制统治的老路，因而始终没有摆脱黄炎培先生所说的“历史周期律”。

事实上，孔子求诸公平分配的政策主张从来都没有被王朝统治者真正接纳过。直到近代资本主义诞生，在解放了生产力的同时也唤醒了它的对立面，从而使两千年前孔子的主张有机会得以付诸实践——彻底消灭私有经济，从根子上铲除了贫富分化的“温床”。尽管实践也告诉我们，全面实行公有经济并不能消灭社会不公，仍然存在官民之间、城乡之间的各种等级制；最重要的是，它彻底打碎了生产关系中的产权链条，甚至消灭了市场，从而阻碍了生产力的发展，遂使“蛋糕”越做越小，整个国家和人民陷入了贫困。

右翼政策正好相反，虽然它有助于“做大蛋糕”，但却无可避免地会导致社会的贫富分化。所谓“资本主义”，其本质就是右的，因为它唯资本的马首是瞻，而资本的本性是唯利是图，“认钱不认人”。右翼政策虽然能在一定历史时期内“做大蛋糕”，但马太效应也愈加明显，即富者越富、穷者越穷。如果不加以平衡节制，就不可避免地会引发暴力革命，推翻一切市场规律和规则，反过头来破坏了生产力的发展。

以上笔者所讲的是一些极端的情形。但也正是鉴于这些历史的教训，当今世界的左翼和右翼，都不再表现得过于激烈。由于近代以后人类发明了民主宪制，试图把左右两翼都装进它的笼子里。奇妙的是，手握选择权的民众仿佛天然具有某种平衡能力：无论是左翼还是右翼，每当它们有走过头的倾向时，人们就会把其拉将回来，从而造成了一种“钟摆”效应。拿当代美国来说，无论是特朗普的上台还是他的下台，其实都是这种“钟摆”效应的体现。

吾国的社会制度和文化与美国有根本的差异，但若仔细观察，也会发现这种“钟摆”的运动轨迹，只不过其表现形式与时间的长短不同。比如改开之前，吾国的“钟摆”无疑是向左翼运动的，“文革”至极点，所谓“国民经济到了崩溃的边缘”；而以改开为标志，“钟摆”开始向右翼回摆。笔者不想细述具体的过程，总之是由原来的计划经济转向了市场经济。用赵文中的表述来说：“市场经济大大调动了生产和供应的热情，以极短的时间解决了计划经济下的短缺问题，并且同所有的市场经济国家一样，慢慢的走向了过剩。因此在经历了几次短暂的脉冲通胀之后，很多时间价格平稳，甚至通缩，处处充满了产能过剩，实体经济利润稀薄。”

笔者意识到自己有些“扯远了”。还是回到左翼政策、右翼政策与通货膨胀、资产泡沫的对应关系。以笔者之见，形成这种对应关系需要有一个前提条件，即资本或货币的过剩。若无这一条件，不管是通胀还是泡沫都无从兴起。而当今世界包括美国和吾国都充分具备了这一条件，接下来无非是看政策向左还是向右：也就是要通货膨胀还是要资产泡沫。

过去人们通常认为，货币超发必会导致通货膨胀。但最近十几年来这一定律似乎已被打破：流动性明明空前充裕，大部分国家的通胀指数却一直居低不上。与此同时，股市或房产等资产价格却在节节攀升。显然，传统的通胀理论已难以解释这种现象。经济学家们为此专门另辟了“资产泡沫”这一词语。但实际上“资产泡沫”也是“通货膨胀”的一种表现，只不过它主要附着在资产价格上，笔者称之为一种“新型通胀”。

现在回过头来想，当代市场的资产价格之所以如此飙升，其根本原因恐怕还是在于货币政策过于宽松，各国印发的货币数量之多，超过了历史上任何一个时期，以至于普通商品领域已容纳不下，只能流向貌似容量无限的资产市场。

那么，在这种情形下，为何赵先生说左翼政策会导致通胀？笔者的理解是：左翼政策抑制资本，注重公平分配，提高底层民众的收入，这就会使得一部分货币流向普通商品的消费市场；同时左翼政策又会因激励不足使供给相应地减少（这是没有办法的事情），此长彼消，因而必会抬高传统意义上的通胀。而右翼政策则正好相反，虽然它能“做大蛋糕”，但富人得到的份额过大，钱又花不了，大部分只能进入资产市场企图“以钱生钱”，从而使得泡沫越吹越大。

毫无疑问，无论是泡沫泛滥还是通胀兴起，对大部分人来说，都不是什么好事。那么，难道没有别的办法来避免这种结果都十分糟糕的“二选一”吗？笔者愚钝，还真的想不到有什么好的出路，因为那么多货币已经放出去了，不管人们是否承认，它们就在那里，总不能挖一个大坑将那些过剩的货币给埋掉吧。

笔者之前曾经写过一篇博文，指货币政策可能是现代市场经济制度的“阿硫克斯之踵”即最大的软肋，因为自进入完全的纸币时代以后，货币的发行实际上已经失“锚”，基本上取决于权力的意志，不受市场法则的约束，而货币对于人类的经济活动又是如此重要。故此这些年来，无论市场潮起潮落，人类社会的货币总量只见膨胀不见收缩。但是市场法则最终不会是“吃素”的，当货币的增长速度远远超过财富增长时，这些超量的货币或迟或早就要起作用的，不是以这种形式就是以那种形式来释放它们的“能量”。 之前的十几年我们已经看到了资产泡沫的大肆泛滥。当全球经济政策开始向左摆动时，会不会将如赵建先生所预言的，那些过量的货币将会转化成严重的通胀呢？

从这个意义上说，笔者但愿赵建先生的预言是虚妄的。因为资产泡沫泛滥主要还是“富人的游戏”，如果一旦转变为通胀，它将严重损害多数人的生活。果如此，全球的货币政策或将被迫真正转向——由宽松转为紧缩。而以往的实践证明，紧缩政策之下，资产泡沫将首先破裂，由此或将拖累全球经济迎来一个“灰暗时期”，就像日本曾经历过的“失去二十年”。

如果一定要说有稳妥一些的选择，也许只能借助于吾国古老哲学中的“中庸之道”，即所取的政策既不要太左，也不要太右，以此来保持社会经济的某种平衡，正像文首所引易纲行长之言，“在支持经济复苏和防范风险之间保持平衡”。

无论怎样，货币购买力的持续下降已然不可避免。

                                                 2021年2月1日于安吉桃花源

简介：未名者，江南布衣。生于20世纪50年代，下过乡，上过学，教过书，做过公务员，写过小说。中年后下海创办并主编某内部刊物凡二十多年，撰有经济政治社会法律等分析评论文字千万余言。现已退休，居于山间一寓，远离城市喧嚣。2017年开始撰写博客（“未名周记”），2018年7月开始兼写微博（“未名日记”），以发挥余热，防止痴呆。有道是：只事耕耘，不问收获；知我者谓我心忧，不知我者谓我何求也。

笔者电子邮箱：wmc529@sina.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