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疫情信息披露的几个问题。——

任何不抱“意识形态偏见”的人都会承认，在过去一年全球阻击新冠肺炎疫情的斗争中，吾国尽显“集中力量办大事”的制度优势，取得了显著成效，这有感染率、死亡率等方面的数据为证而无可置疑。 当然吾国的抗疫也并非“十全十美”，亦有一些值得我们反思的不足之处。在笔者看来，如何及时、准确地发布权威信息，可能是我们有待改进的一个问题。

比如，清华大学药学院院长、全球健康药物研发中心主任丁胜日前在接受财新记者采访时指出，吾国新冠疫苗临床试验原始数据的公开，有助于学界更好地评估其效力，也有助于打消国内外质疑。但他直言：“我们自己的临床数据还有待进一步披露。” 据报道，目前吾国的两款国产新冠灭活疫苗已在不同国家和地区获得监管部门上市批准。专家介绍，灭活疫苗的技术比较成熟，而且对储存和运输条件的要求没有那么高，后一个优点对交通不便的欠发达地区的接种来说尤为重要。但是目前上述两款疫苗披露的临床试验数据有限。如国药疫苗数据除公布保护率为79.34%外，未公布包括其保护率计算方法在内的其他任何试验数据；而科兴研发的疫苗克尔来福，在不同地区公布的数据披露程度并不相同。相比之下，国外几款疫苗的临床试验结果，均已在同行评议的学术期刊上发表，在相应的审批文件中，其试验数据有更详细的披露。

诚然，即使数据披露得再详细，吾等普通百姓恐怕也看不大懂；但正如丁胜先生所指出的，这些数据可供专业人士做出判断。尽管药物数据的披露权在监管部门，企业也时常选择不公开 ，但他认为至少应当对疫苗临床试验中的如下内容做出披露：对于首要及次要临床重点的定义、临床入组条件、受试者的人数和具体情况、对确诊病例的分析等。何况新冠疫情威胁到亿万民众的健康和生命安全，更有必要对相关数据详加披露。

吾国疫苗的试验数据披露为何不够详细，笔者不知道其中的缘由，相信很多人也有此困惑。又如吾国的这两款疫苗目前规定只供18岁—59岁的人群接种，青少年的“缓种”尚可理解，因为一般认为他们的感染几率较小；但60岁以上的老人身体抵抗力衰退，理论上、实践中都被公认为是新冠病毒的“易感染人群”，为何他们不仅没有列为“优先接种”，反而还被排除在外？笔者相信，这样的规定肯定是有所考虑的，但是否应该向民众解释清楚呢？

事实上如果说吾国的抗疫斗争取得显著成效后有什么地方还值得反思的话，在信息公开方面应该说确有需要改进之处。一个无可否认的事实是：当初武汉疫情集中暴发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在这方面做得有所欠缺，否则吾国的疫情控制得会更好。

除了相关信息应该及时公开，信息的准确性和权威性也很重要。比如对于“无症状感染者”，最初吾国相关部门并不公布数据，到去年4月初才公诸于众，但是至今仍对“确诊病例”和“无症状感染者”分开统计。有专家解释说这是因为“无症状感染者”携带的病毒量及其感染力较弱，笔者认为这一解释说服力不够，譬如“确诊病例”亦有轻症和重症之分。更重要的是，近期在黑龙江、吉林等省局部复发的疫情中，已经发现有“无症状感染者”导致几十人乃至上百人被接连传染的超级传播现象，证明上述解释已难以成立。就笔者作为一个普通受众的观感来说，平常的第一关注点往往都是每日的“确诊病例”，对“无症状感染者”下意识地有所忽略。笔者注意到媒体的报道也有这种“重确诊而轻无症状”的倾向。而实际上“无症状感染者”的数量并不少。据笔者观察，多数国家在公布疫情时似乎并无这种区分”。

当然，所谓“瑕不掩瑜”，上面所说的毕竟是些“小问题”，与吾国所取得的抗疫成绩比较似乎不值一提。而且不管是疫苗试验数据公布得不详细，还是坚持将“无症状感染者”与“确诊病例”分开统计，有关方面肯定有自己的考量。笔者只是作为一个普通公民对其中的原因不甚了解，方才提出上述疑虑。所谓“知无不言”，也是出于希望吾国的抗疫斗争做得更加完美的“初心”。如说得不对，敬请有关专家指教。

末了再补充一句：信息及时准确地公开固然十分重要，但也并非只要如此抗疫就能“大功告成”。相反，如果走向极端变成“信息泛滥”，同样也会有损而不是有利于抗疫。疫情中的那些属于不实之词的谣言自不必说了，笔者旁观欧美等一些国家，他们那里的信息可谓“泥沙俱下，鱼龙混杂”，“充分”固然“充分”，但也造成了信息的混乱和公众的迷失，更不要说之前还有特朗普这样身居高位的“大嘴巴”在瞎搅合，连注射消毒水也许能免疫这样“无知之言”都会向大众传播，让人实在是哭笑不得。

凡事过犹不及，这就叫“辩证法”。（未名日记1月27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