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新传媒
位置:博客 > 蔡未名 > 关于货币:向余永定先生请教 ——票子多了不会“发毛”吗?

关于货币:向余永定先生请教 ——票子多了不会“发毛”吗?

·未名周记(2045)·

                                关于货币:向余永定先生请教

                                       ——票子多了不会“发毛”吗?

 

本文要义:钱印多了会“发毛”,这不仅是笔者的生活经验,也是市场的供需法则所决定的。说货币超发并不会导致通胀,难道不是从根本上违背了供过于求必然导致价格下降这条经济学的铁律吗?

 

对笔者来说,这篇博文的写作是一次“冒险之旅”,盖系一个外行人以自己所知不多的常识试图谈论经济学的一个专业问题。好在既然言明是“请教”,说错了话应该也会被专家原谅。

不久前笔者在新浪财经的“意见领袖”栏目中看到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经济学家余永定先生的一篇文章(转载自《经济学》季刊),题目为《货币主义的挽歌还是救赎?》。文章系余先生受北京大学国发院院长姚洋先生之邀,就美国金融学会主席帕特里克·博尔顿教授日前在北大的一个讲座上发表的题为“货币主义之困”的演讲所做的评论。巧的是,笔者之前曾浏览过博尔顿这一演讲的中文翻译稿,由于缺乏专业训练,看得十分吃力,只能说是“似懂非懂”。余先生的这篇评论恰好提供了“辅导”,有助于笔者的“复习”。

跟博尔顿的演讲一样,余先生的评论也属于“专门家谈专业事”,作为经济学的门外汉,笔者仍然没有完全看懂,特别是余文中涉及一些经济学专用的符号和公式,对笔者来说简直如同“天书”。可能是照顾到大千世界中毕竟还有笔者这样的“吃瓜群众”,余先生文中还有一些比较通俗的阐释。笔者的这篇博文也只能就自己勉强还能看得懂(其实也未必是真看懂了)的部分“妄谈”一下自己的读后感。

余文说,弗里德曼和施瓦茨的货币主义,其核心思想就是一句话:物价水平同货币供应量成正比。在20世纪70年代,对货币主义理论的标准解释是:货币的价值即它的购买力,取决于它的稀缺性。货币存量的增加导致物价水平的上升;反之则反。

笔者没有看过货币主义的理论专著,但通过一些相关文章的介绍,对其上述核心思想略有所知并一直表示认同。 但博尔顿认为:“在弗里德曼和施瓦茨文章发表以后的时代,在美国以及世界其他地区,特别是中国,情况和弗施二人的理论并不一致。”指在现实中,货币供应增速可能同通货膨胀反向变化。博尔顿称:“如果你相信货币主义,那你会犯大错误。”

余先生表示完全赞成博尔顿的上述观点。他说,货币主义的政策主张是:不论经济形势如何,货币当局都应该按事先给定的规则,保持货币供应量的稳定增长。然而“在当今世界上,没有任何中央银行会愚蠢到遵循这种政策指导方针”。

这让笔者吃了一惊,因为以自己的观察,自上世纪七十年代人类社会进入“纸币时代”以来,各国央行(政府)在大部分时间里都奉行宽松的货币政策,不停地开动印钞机,从而使得整个世界的流动性泛滥,市场价格被严重扭曲。笔者为此还曾写过一篇粗浅的博文,大胆指称货币政策是当今“市场经济的阿喀琉斯之踵”,盖因货币的发行权被各国央行独家垄断而缺乏制约,故而不可避免地造成货币的超发甚至滥发,所以赞同弗里德曼的主张,即以立法的方式来给定货币的发行数量,并遗憾于弗氏的这一主张没有被各国接受,原因在于凡垄断者都天然倾向于自己的权力不受限制。没想到在余先生眼里,弗氏的这一主张竟然是“愚蠢”的故而不被各国央行遵循。

不仅如此,余先生还说,比弗里德曼等的货币主义“走得更远”的,是卢卡斯为代表的理性预期理论,指后者的政策主张“没有任何实际应用价值,更不会有任何中央银行会理睬这种主张”。

笔者对理性预期理论一无所知,只知道它的主要创立者之一卢卡斯跟弗里德曼一样,也曾获得过诺贝尔经济学奖。余先生不仅接连否定了上述两位经济学大咖的货币理论,并且使用了“愚蠢”、“不会……理睬”这样的词语,不得不说,他的“反权威”勇气可嘉。尽管笔者认为各国央行没有“理睬”这两位大咖的政策主张,并不能证明他们的理论就是“愚蠢”的。

当然余先生还是努力对自己的判断给出了“实证”。他说:中国的经验充分说明,货币数量的增加本身可以导致产出的增加。在特定条件下,货币本身既是一个生产要素,也是一种激励机制。改革开放初期,货币供应量突然急剧增加,经济学家吓得要死,纷纷惊呼通胀的“笼中老虎”马上就会出来吃人,实际情况却是:货币供给量的增加,使工人的名义工资收入得以大幅度提高,大大激发了他们的劳动积极性,并导致产出的迅速提高。并指易纲教授(现任吾国央行行长)提出的“货币深化”观点在相当程度上解释了为什么货币供给量的急剧增加并未导致经济学家所担心的通货膨胀——在改革开放后的四十多年里,吾国的货币供应增速虽然始终显著高于GDP增速,但经济学家所担心的通胀“老虎”至今依然不见踪影。

这是余文中最让笔者感到“震撼”的一段,其“震撼点”有二:

一是余先生说“货币数量的增加本身可以导致产出的增加”,并以吾国改开后经济的快速增长为例。这让笔者完全懵圈了。原以为“印钱可以促进经济增长”只是经济学家们的戏谑之言,没想到余先生却是非常认真地表述这个观点。笔者闻听之下一时间竟不知说什么才好,只能弱弱地想:果如其所言,大家伙都不用干活了,只要央行不停地开动印钞机,人们拿这些钱去或投资、或消费,岂非就“可以导致产出的增加”,经济就自会增长?

这让笔者无论如何也难以苟同。细忖之,余先生“货币数量的增加本身可以导致产出的增加”之说在局部范围内或是可以成立的,比如某人或某个企业突然间发了一笔“横财”,手里有大把的钱,自然就可以用于投资消费从而“创造”出相应的GDP,“促进”经济增长。但若是所有人、所有的企业都如此幸运地遇到“天上掉馅饼”,全社会普遍增加的这些海量货币,其单位购买力必然下降,其所谓“增加产出”的效用相互之间就会抵消,大家的手里只不过多了些“发毛”的纸币而不是真正的财富。——难道不是这样吗?

顺便说一句:不能让老百姓手里的钱“发毛”,恰恰是易纲先生作为央行行长近日作出的政策宣示。笔者揣摩,易行长的意思应该是要控制好货币总量,防止其不断贬值。

在上引余先生的这段文字中,让笔者觉得还有些道理的是他说货币“也是一种激励机制”。货币超发造成的购买力下降,无论对富人还是穷人的确都是一种“激励”:眼见得票子“发毛”了,富人唯恐自己的财富缩水,穷人则想保住自己的温饱,故而都要拼命工作,以求挣到更多的钱。但结果往往是富人在“与货币赛跑”的竞争中取胜,因为他们有钱玩资本游戏,而穷人的手里却没有资本能够“以钱生钱”。所以我们看到,无论在哪个国家,经历了全球金融危机和新冠疫情下宽松无比的货币政策之后,社会上的贫富差距被进一步拉大了。

第二个“震撼点”是余先生认为:“货币供应量增速超过GDP增速可能、但不必然会导致通货膨胀。在国民党时期,政府滥发钞票导致了恶性通货膨胀。在20世纪90年代前期,伴随货币供应量的高速增长,中国的通货膨胀率也一度高达24%。但在大多数情况下,货币供应的高速增长并未导致通胀。”

上述观点笔者之前也曾在其它一些专家的文章中看到过,因此感受到的“震撼”力度相对小一些。而且笔者注意到,余先生对货币超发会导致通胀的理论并未全盘否定,只说“可能、但不必然会导致通货膨胀”。令人困惑的是,在笔者看来,他所举的两个例子恰恰是对其观点的“反证”。前一个例子即国民党时期的恶性通胀也许是个比较“极端”的现象,盖因当时国民党在内战中兵败如山倒,其财政已完全无力支撑,故此大肆发行“金圆券”企图敛财填补窟窿,从而造成社会上“一麻袋钞票换不来一袋米”的通胀恶果。后一个例子倒并非是个别现象:近几十年来,虽然包括吾国在内的国家“在大多数情况下,货币供应的高速增长并未导致通胀”(准确地说应该是并未导致恶性通胀),然而对于吾国在上世纪90年代曾出现高达24%的通胀现象,余先生在逻辑上又该作何解释?难道逻辑这个东西不是在任何情况下都应该是能够“自洽”的吗?

余先生接着写道:“反过来说,物价的变动,特别是物价的下降,也不一定要以货币供应量增速的相应变化为先导。通货膨胀并非‘无论何时何地都是货币现象’。”

笔者知道,余先生所引这句话是弗里德曼的名言,可以说这是弗氏对其货币主义的“一言以蔽之”。但是,虽然商品供给的减少也会抬高物价,但这也是针对现有的货币存量而言,依然可以说是“货币现象”。

余先生继续举例说:“在2008年第一季度,中国通货膨胀率高达8%。出于对通货膨胀失控的担心,尽管已经听到了美国次贷危机的脚步声,包括我自己在内的大多数经济学家依然主张继续实行紧缩货币的政策。但出乎意料的是,随着20l8年(原文如此,疑应为2008年)l0月份有效需求的急剧萎缩,同年第四季度通货膨胀率骤然跌到2.5% 。通货膨胀率下跌如此之快,并非货币供应量增速下降的结果。事实是:由于经济增速急剧下滑,过剩的货币供给迅速退出流通(例如,变成存放在中央银行的准备金)。换言之,是先有实体经济供不应求缺口的消失、经济增速的下降,然后才有货币供应量增速的下降和通货膨胀压力的消失,而不是先有货币供给量的减少才有通货膨胀率的下跌。”

笔者承认,货币政策的调整对于实体经济的变化,往往是滞后的。全球金融危机爆发后,吾国的经济增速从之前的两位数逐渐下降,至去年已降至6%(今年遭遇新冠疫情属于特殊情况,不足为证)。而金融危机后至今的十年,吾国的通胀率之所以大多数时间里并不高,原因的确在于实体经济增速下降在先,货币的供给相应减少在后。但这不是恰恰又证明了余先生在前面所总结的、也被他所否定的货币主义的“核心思想”,即“物价水平同货币供应量成正比”的正确性吗?反之,如果在经济增速下降之后至今的十年里,吾国的货币政策没有从一开始的“适度宽松”调整为“稳健”的话,吾国的通货膨胀还会一直保持在这样的水平吗?

实际上,这些年吾国的通胀水平之所以不是很高,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即房地产业的“异军突起”。这就是余文所说的“为了拯救货币主义理论,一种更有说服力的观点是:房地产价格吸收大量货币,房地产价格的上升代替了一般商品价格的上升。因而,如果把房价包括进物价指数,物价还是随货币供应量变动而变动的。”余先生认为,“这种观点有一定道理,应该做进一步的理论探讨。但是,如果仔细检查各国货币供应和房地产价格关系的历史数据就可以发现:货币供应量的变动同房地产价格变化的关系非常复杂,不存在明确的对应关系。”对此,他举日本和美国的情况为例,称“很难用广义货币增速的变化来解释房地产价格的变化”,“很难用房地产价格的变动来拯救货币主义理论”。

笔者认为,且不论若无海量的货币,房地产的高价格靠什么支撑,房价的飙升本身就从某个角度证明了货币购买力的下降,只不过其它日常消费品的价格涨幅没有房价那么大。由此或可认为,这是与过去的通胀表现有所不同的一种“新型通胀”,原因在于统计部门习惯于把买房归为投资而不是消费(讽刺的是,这并不符合领导提出的“房住不炒”的理念),试想,如果把房价归入消费价格来统计,吾国现在的通胀数据又将是一个什么水平呢?

关键的关键是,“通货膨胀”这个词语的涵义究竟是什么?依照词典的解释,“通货”就是流通中的货币,“膨胀”就是超过需求。所谓通胀,笔者一直理解为(大部分人应该也是这样理解的)钱印得太多导致其购买力下降。因此,“货币超发”本身就是“通货膨胀”的同义词。说货币超发不会导致通货膨胀,这等于是语义重复。

诚然,从这些年吾国的CPI指数来看,大多数年份里涨得并不是很多,但CPI是人为取样统计的,并不能完全等同于真实的通胀水平;正如房价涨得这么高,也并不能将其完全等同于通胀水平。笔者认为,衡量通胀的真正标准,应该是货币的综合购买力是否下降,故此必须将全社会的全部商品价格纳入考量,而不是仅仅盯住一部分消费品。从这个角度看,余先生敢说这些年我们的货币购买力并没有下降吗?

当然,说货币的实际购买力一直在不断下降,这只是笔者作为一个普通人的“生活体验”,拿不出翔实的数据,端不上理论的“大雅之堂”。但钱印多了会“发毛”,这不仅是笔者的生活经验,也是市场的供需法则所决定的。说货币超发并不会导致通胀,难道不是从根本上违背了供过于求必然导致价格下降这条经济学的铁律吗?

博尔顿的演讲和余先生的评论涉及的内容不止上面这些,笔者能力不逮,难以一一评说。以上所言,肯定十分浮皮潦草。既向余先生请教,也请余先生原谅。若有余论,下次再说吧。

                                                                          2020年11月9日于竹径茶语

简介:未名者,江南布衣。生于20世纪50年代,下过乡,上过学,教过书,做过公务员,写过小说。中年后下海创办并主编某内部刊物凡二十多年,撰有经济政治社会法律等分析评论文字千万余言。现已退休,居于山间一寓,远离城市喧嚣。2017年开始撰写博客(“未名周记”),2018年7月开始兼写微博(“未名日记”),以发挥余热,防止痴呆。有道是:只事耕耘,不问收获;知我者谓我心忧,不知我者谓我何求也。

笔者电子邮箱:wmc529@sina.com

了解抗疫现场,参看财新“万博汇”:

推荐 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