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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考之后看“统招”:想改也难

高考之后看“统招”:想改也难。——

亿众瞩目、因新冠疫情而推迟一个月举行的今年高考,终于在严密的防控措施下安然结束了,迄今未见有感染病例发生,可见吾国体制确能“集中力量办大事”,而高考称得上是吾国每年的一件“大事”。

不过对高考制度的反思仍在继续。笔者看到一位学者型企业家、携程集团执行董事长梁建章先生近日在财新网撰文,谈“高考可以怎么改”的问题。文章认为,吾国社会为高考付出的代价越来越沉重。虽然整体录取率提升,但整个社会在中学教育方面投入的时间和金钱远超三十年前,大多数中学生学到的东西却不比三十年前的前辈更多,高考改革并无实质性的进展。为此他提出了几个自认为“很开脑洞”的改革方案,其中列在首位的是让高校实行“自主招生”。

笔者也认为,作为一个拥有十四亿人口的大国,几千所大学对千万名考生实行“统一招生”,确有其难以克服的弊端。正如梁先生在文中所指出的,这使得所有大学的录取都取决于高考的分数而不是综合评价,这种单一的评价方式,自然导致学生把太多时间浪费在题海中,忽视了全面和个性化的发展。因此,他认为吾国高考制度的改革方向,就是向大多数国家看齐,更大程度地实行高校自主招生,提升评价体系的多元化。

对此笔者亦有同感。一直以来,人们把高考视为中学教育的“指挥棒”(顺理成章地,中考又成为小学教育的“指挥棒”)。由于“统一招生”只能凭分数录取,遂使这根“指挥棒”自然而然地让下面的中学教育乃至小学教育不得不向“应试”的功能看齐,业界呼吁多年、包括官方也大力提倡的“素质教育”只能“望‘试’兴叹”。从这个意义上看,变“统一招生”为各大学“自主招生”,的确有助于打破这种僵化的教育方式。如此等于将一根“指挥棒”化为很多根“指挥棒”,从而从指向上解构了千篇一律的“应试教育”。

笔者很早以前对高考改革也持梁先生这般看法,不过近来又有新的思考:凡事有果必有因,吾国“统一招生”的高考制度之所以长期难以触动,恐怕是有其深层原因的。简言之,这与吾国的高校基本是官办的有关。大凡官办的东西,总是倾向于“统一”,因为这样可以节省官方的管理成本。试想,如果吾国的公办高校都实行“自主招生”,考试方式和录取标准必然会五花八门,如此,教育部又如何“管”得过来呢?

从这个角度看,吾国的高考制度若想实行梁先生所主张的上述改革,还需要具备一个大前提,即打破目前公办高校的垄断局面,大力发展民办高校。若以经济学的产权理论观照:只有产权独立的企业,才能真正拥有自主经营权。高校也是如此。

当然高校与企业还不能划等号,后者出的是物质产品,与意识形态无关;而前者培养的是人,从而具有“政治”色彩,在现行体制下,不可能像对前者那样“放开”。

故此,梁先生的这一改革建议恐怕很难被接纳,时下只有极少数名牌高校被允许局部实行“自主招生”。“统一招生”的方式虽然有诸多弊端,但从全盘来看,当局权衡利弊,大概率还是会继续实行下去。凡事有大有小,“大”者不改,“小”处想改也难。(未名日记7月1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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