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名周记（2026）·

                       自由兑换：势在必行的“冒险之旅”

                               ——从易纲行长的一句话说起

本文要义：越是具有突破性的改革，所要冒的风险就越大。而实行人民币可自由兑换，当然算得上是一次“冒险之旅”，然而鉴于它对吾国的发展以及对世界的影响都具有深远的意义，也因此，它对吾国所具有的潜在收益与要冒的风险是等量的。重要的是，要想等到一种无风险或低风险的状态再行此大招，恐怕永远也不会有这一天。

吾国央行行长易纲近日在陆家嘴论坛上表示：上海已成为创新金融运行规则和标准的最好实验场。上海建设国际金融中心还可以在人民币可自由兑换和资本项目可兑换方面进一步先行先试，只要符合反洗钱、反恐融资和反避税监管要求，正常贸易和投资需要的资金都可以自由进出。（澎湃新闻）

易行长的“先行先试”说让笔者听后不由一怔。由此回忆起几年前刚刚建立上海自由贸易区时，当局也有类似的设想。彼时笔者尚未退休，记得曾在一份内刊中对此点评说，并非所有的改革都适合“试点”，有些事情关系到全局，所谓“牵一发而动全身”，恐怕很难在某一地区内“先行先试”，货币自由兑换就属此类。

一晃几年过去了，又闻上述“先行先试”之言，只不过所说的范围从上自区扩大为上海市。但笔者的观点没有改变。上自区内迄今并没有实行人民币的自由兑换；上海市比上自区要大得多，恐怕更难以“先行先试”。

不过，易行长此番“旧事重提”，倒是反映了决策部门的一种心态：即在人民币自由兑换问题上，一直是“虽不能至，心向往之”。其实早在二十多年前，吾国就设定了人民币市场化、国际化的改革目标，然而，为何货币自由兑换作为这一改革不可或缺的“标配”，迄今仍然阙如呢？

需要说明的是，本文所说的“自由兑换”，是指本币无论在何时何地都可以根据当时的市场汇率与外币自由兑换，即“完全可自由兑换”。易纲行长所说的“人民币可自由兑换”，应该也属这个大概念。因为就经常项目的自由兑换而言，吾国已经基本实现；所缺的主要是资本项目的可自由兑换，所以易行长在讲话中对此特意附加点明。

关于货币自由兑换对一国金融现代化的重要性，笔者曾在两年前的一组相关博文中有所议及，此文不想再重复那些“陈词滥调”。若简单地用一句成语来比喻，此可谓“一夫当关，万夫莫开”。 盖因自由兑换乃一国货币国际化的前提条件，否则，在货币问题上你就只能实行“封闭”：外币不能自由进出，本币也同样如此。请注意，笔者这里强调的是“自由进出”，即无需政府部门的审批，也没有所谓的“额度”管控。纵观当今世界，主要经济体几乎都是这样，而吾国是目前唯一没有实行货币自由兑换的经济大国。

为什么？简言之，自由兑换虽能为一国货币的国际化创造前提条件，从而具备了成长为“硬通货”并向全球征收铸币税的可能性，但它对于一国的金融体系来说，还是有风险的：在特定条件下，国内外资本可能会“大进大出”，从而对本国的金融和经济形成冲击乃至发生危机。从吾国的具体情况来看，它还蕴含了另一种风险：由于吾国这些年的货币总量十分庞大，如果实行自由兑换，“堤内堤外”打通，可能会造成人民币的大幅贬值。又鉴于吾国特有的体制，这些风险甚至还具有政治性。

“自由”当然是个好东西，对资本来说也是如此。资本虽以赢利最大化为目标，但赢利必以确保自身安全为前提，即要求在市场中“可进可出”，从货币的角度来看，就是能够自由兑换。只有具备了这个条件，资本才能放心大胆地为追求赢利而“自由流动”，一国货币才能在国际市场上通用；否则，若赚了钱却不能自由汇兑，资本就会觉得没有“安全感”。故此，全世界的资本都十分注重“自由”，自由度越高，对资本的吸引力就越大。在这方面，吾国的香港堪称典范，它曾连续二十多年被评为“世界最自由经济体”，成为全球的金融贸易中心之一。只不过香港是一个特例，它对国内其它地区并不具有普遍意义。

然而，“自由”又是一把“双刃剑”。笔者这里说的还不是“绝对自由”和“相对自由”的辩证关系，而是指“自由”的有效性并非在任何时候都胜于“不自由”。比如，美国号称为自由民主的“灯塔国”，然而这一次它在抗击新冠疫情中的表现却堪称全球最差，近日其疫情的扩散又有再次加速的趋势，每日的新增确诊病例叠创新高，远远看不到“隧道尽头的亮光”，照此发展下去，真不知伊于胡底。除了特朗普的颟顸无能，美国民众平时追求个人的自由权利，将其置于集体利益之上，也是造成这幅惨象的原因之一。笔者曾为此发过一篇博文，道是“自由有代价，民主有缺陷”。

抗疫是这样，货币政策同样也是如此。自由兑换、自由进出虽能最大限度地激发资本流动的积极性，但在一定条件下，也可能成为金融危机、经济危机的推动因素。因为既然资本的天性是逐利，当它们感觉到市场出现较大风险时，就会“拔腿就跑，逃之夭夭”，这样难免就会放大整个市场的风险，加剧危机的形成，冲击当地的金融和经济。这方面历史上有不少的例证，无需笔者一一枚举。

正是为了防止出现这种风险，吾国在人民币的完全可自由兑换包括人民币汇率的市场化问题上一直持十分谨慎的态度。如前所说，所谓“完全可自由兑换”，既包括了经常项目，也包括了资本项目。吾国虽然号称已实现了“经常项目的可自由兑换”，但实际上还是有审批环节和额度管控；在“资本项目”方面的管控更是严之又严。 这就相当于在吾国与外部市场之间筑就了一道“防火墙”，从而有效地防止了万一“出事”对吾国金融经济的冲击。前些日子吾国学界曾讨论过“为何中国四十年没有发生过金融危机”的问题，在笔者看来，这道“防火墙”的存在起了很重要的作用。你可以说这是一种“保守”策略。但正如自由需要付出代价，而保守也自有保守的好处，那就是可以减少当期的风险系数。

然而辩证法“放之四海而皆准”，事物总是相对的，风险与收益总是成正比的。由于不能完全可自由兑换，吾国的人民币就无法实现国际化，无法成为像美元、欧元、日元那样的“硬通货”，从而也就无法像它们那样可以向全球征收“铸币税”——它不仅是一种“收益”，也可以“避险”，本币发多一些也不担心引发国内通胀，因为它是流向全世界的。譬如美元。

据财新网报道，最近，就人民币国际化之路还有多远等问题，清华大学国家金融研究院院长朱民与麻省理工学院斯隆管理学院讲席教授王江之间展开了一场辩论。双方都给出了一些相关数据以力证自己的观点。笔者在此略作转述。——

朱民先生认为近年来人民币国际化取得“长足进展”，他举出三个指标为证：全球贸易融资的人民币使用已超过日元，排全球第三；人民币在纳入SDR数年后已成为国际上的官方储备货币之一，目前已有2176亿元人民币在各国外汇储备中；过去几年，吾国央行还与三十九个国家的央行签署货币互换协议，总规模达3.47万亿元人民币，超过美联储与他国签署的货币互换。

而作为反方的王江教授也给出了几个数据，指人民币与其他国际货币还存在一系列差距，包括：国际支付使用的货币，美元占40%，欧元占30%，人民币还只占1.5%；储备货币中美元占61%，欧元占20%，日元占5%，人民币占2%左右；企业和机构在国际上发债的货币，美元占63%，欧元占21%，人民币只占0.4%。可见吾国金融、货币体系的全球地位还远远落后于吾国经济的全球地位。

看上去辩论双方各举其证、各执一词。笔者的观后感是：这几年人民币在外部世界确有一些拓展，但主要还是通过官方机构之间的交易和互换；但从市场的选择看，人民币在全球的使用率仍是微乎其微，与我们这样一个GDP总量排名世界第二、贸易总量和外汇储备排名第一的经济大国的地位和分量很不相称。这其中，人民币不能自由兑换恐怕是最大的障碍所在。

如果吾国的目标是“小富即安”，那倒也没什么，日子还会照样过，可能还过得挺不错，就像现在这样。但如果吾国想要进一步发展壮大成为世界一流强国，逐步走向世界舞台的中心，那么，人民币自由兑换这道大关是非过不可的。——难以想象，一个世界一流强国的货币是不能自由兑换的。要知道，就连俄罗斯这样一个经济总量只及吾国广东省的国家，也早在多年前就实行了卢布的可自由兑换。

说到俄罗斯，值得一提的是，自卢布实行可自由兑换以后，俄国的金融经济确实曾遭到过国际市场的几次冲击，情况最糟的时候不仅卢布曾大幅贬值，俄国的外汇储备也损耗严重。但俄罗斯最终还是挺过来了，并没有放弃自由兑换的做法。也许是普京意识到，要实现他的让俄罗斯回归世界强国行列的雄心，这一关再难也要坚守，此所谓“开弓没有回头箭”，不能一遇到困难就倒退回去让卢布重新处于“封闭”状态。

当然，尽管卢布已经可自由兑换，要想进而成为与美元等平起平坐的国际货币，还任重道远。要知道，美元成为世界货币的“霸主”，也经历了上百年时间的“磨练”。但如果不具备自由兑换这一前提条件，卢布永远也不可能“冲出国门”与美元竞争。

俄罗斯的例子告诉我们，实行本国货币的自由兑换，的确像经济学家们所形容的，属于“惊险的一跃”。如前所说，任何改革都是要冒风险的，改革的力度越大，所冒的风险也越大。因为所谓的改革，针对的就是过去的体制和做法，而任何“破旧立新”之举都会“自带风险”。 回想吾国四十多年的改革开放，举凡重大改革，包括最初的“包产到户”，接下来的“抓大放小”，再接下来的转轨市场经济，以及后来的加入WTO等，无不要冒很大的风险乃至政治风险。想想看，当年邓小平曾将吾国的改革开放比喻为“杀出一条血路”，可见风险之大，也可见他的决心之大。

说到这里，笔者联想起前些日子吾国高层印发了《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总体方案》，坊间议论纷纷。其中的议论热点之一，就是海南能不能借此“东风”建设成为香港那样的国际金融中心甚至取而代之。 诚然，从该方案给予海南的包括零关税、低税率等政策优惠看，正如有论者所称，不啻于给海南派发了一个“超级大礼包”，这对海南的发展当然是非常有利的。加上海南独特的地理位置，未来海南经济的腾飞或是可期的。但是也要看到，就整个国家的经济发展而言，是不可能仅靠一些优惠政策就能达致的，否则的话，若给每个省市都派发这样的“超级大礼包”，吾国岂不是就能轻松实现现代化了吗？要知道，所谓的“优惠”，从某种意义上看其实是利益的再分配。比如，对海南实行零关税、低税率，就意味着中央财政将减少收益。所以，海南要建设成一个“国际旅游岛”，借助优惠政策的“大礼包”或许问题不大；但若想建成像香港这样的“国际金融港”，还是要看能否在制度上特别是金融的自由化方面取得突破，邓小平说“杀出一条血路”——一个“杀”字，一个“血”字，把改革的风险性描绘得淋漓尽致。

还是回到人民币自由兑换的问题。在笔者看来，新冠疫情已经在全球夺走了几十万人的性命，也严重冲击了各国的经济，这是令人悲伤的一场“天灾”（对美国而言，也是一场“人祸”）。但从另一个角度看，亦为吾国提供了一次历史性的机遇：吾国属于最先遏制住疫情开始复工复产的国家之一，而那些发达国家特别是美国，不管是由于体制的弊端还是领导人的无能，至今仍陷于疫情的泥淖中难以自拔。可以预判，这场疫情以及因“弗洛伊德事件”而在美国国内乃至全球引发的抗议浪潮，将对美国的国力和领导力造成沉重打击。经此一“疫”，美国必然元气大伤。而吾国虽然也遭到疫情的冲击，相对而言无论是“伤亡”情况还是经济的受损，都比美国要轻得多。

当然，同为“人类命运共同体”，我们对美国人民遭遇的不幸深表同情。但客观而论，中美两国现在越来越像是“战略竞争对手”，美国的衰落实际上也为吾国的进一步“崛起”、进一步“接近世界舞台的中心”提供了加速的机会。笔者的意思是，吾国应该借此机会加快推进一些突破性的改革措施，包括人民币汇率的市场化乃至人民币的完全可自由兑换，借用吾国娱乐界最近很流行的一个词语来说，这就叫做“乘风破浪”。

还是那句话：越是具有突破性的改革，所要冒的风险就越大。而实行人民币可自由兑换，当然算得上是一次“冒险之旅”，然而鉴于它对吾国的发展以及对世界的影响都具有深远的意义，也因此，它对吾国所具有的潜在收益与要冒的风险是等量的。重要的是，要想等到一种无风险或低风险的状态再行此大招，恐怕永远也不会有这一天。

至于吾国何时才会下决心跨出这“惊险的一跃”，那就不是吾等身处“江湖之远”的平民百姓所能置喙的，全看“庙堂之上”的领导们如何决策了。

                                                             2020年6月29日于安吉桃花源

简介：未名者，江南布衣。生于20世纪50年代，下过乡，上过学，教过书，做过公务员，写过小说。中年后下海创办并主编某内部刊物凡二十多年，撰有经济政治社会法律等分析评论文字千万余言。现已退休，居于山间一寓，远离城市喧嚣。2017年开始撰写博客（“未名周记”），2018年7月开始兼写微博（“未名日记”），以发挥余热，防止痴呆。有道是：只事耕耘，不问收获；知我者谓我心忧，不知我者谓我何求也。

笔者电子邮箱：wmc529@sina.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