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名周记（2025）·

                        于无声处：弗洛伊德事件的背后

                               ——读卢迈先生之文随感

本文要义：这种历史（奴隶制）和现实（贫富差距和社会分化）两种因素交织而形成的种族歧视现象，渗透在美国的社会文化中，成为一种“于无声处”的“习惯势力”，是难以在短时期内仅靠法律、制度的改变或者意识形态的“政治正确”加以扭转的。需要美国全社会付出更长时间的的艰辛努力。

六月将尽。如果说过去的半年有什么重大新闻堪比正在肆虐的新冠疫情，当数不久前非裔美国人乔治·弗洛伊德被白人警察屈膝锁喉致死，从而引爆了全美乃至全球性的抗议浪潮，使得种族歧视的话题又一次被端上世界舆论的台面。姑且称之为“弗洛伊德事件”。

种族歧视问题在美国由来已久。除了闻听此次抗议浪潮中响彻全球的声声怒吼，笔者觉得还可从一些“无声处”来加以观察。

近日看到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副理事长、中国发展高层论坛秘书长卢迈先生发表在财新网的一篇文章。虽然卢文的题目是《弗洛伊德事件对中国是一个提醒》，但大部分篇幅还是讲美国的一些相关情况。笔者阅读时受到不少启发，亦有一些感想，以下是按照卢文的叙述顺序所做的“读文笔记”。

表面上看，此次事件的起因是美国警察的暴力执法。笔者写作这篇随感时看到，美国总统特朗普已在当地时间6月16日签署一项警察改革行政命令，其内容包括将“锁喉”行为限制在只有极端紧急的情况下才可以使用，同时将制定一项资格认证计划，鼓励警察在使用武力方面采用最佳做法，并追踪那些被指有不当行为的警察（央视新闻）。但正如卢先生在其文中所说，该事件所暴露的种族歧视问题，不是仅靠约束警察的行为就能解决的，他一针见血地指出：“当代美国并未完全消除奴隶制的影响。”

类似的看法笔者之前也曾在NBA的金州勇士队主教练科尔就此事发表的言论中看到过，当时就给笔者留下了较深的印象，认为这或是“挖”到了事件的深层原因，也在某种程度上回答了笔者曾在微博中提出的一个疑问，即：作为一个所谓的“灯塔之国”，为何其所标榜的自由民主竟然会与种族歧视这种早已遭到人类社会唾弃的丑陋现象长期并存？

卢先生在文中回忆自己在上世纪80年代第一次赴美出差，在纽约联合国总部参观时看到大厅里一场各国孩子们的合唱表演。与最先出场的来自苏联的孩子们清一色的浅发色、白皮肤、着装统一不同，随后出场的美国孩子中有黑人、白人还有黄种人，他们高矮胖瘦不一，没有特别整齐的队形，但是演唱的水平跟苏联的孩子们一样也非常高。遂给卢先生留下了深刻印象：美国确实是一个多民族的熔炉，不同人种在这个国家生活有着共同的追求和表现的机会。

然而后来他在90年代赴哈佛大学留学，在较长时间里近距离观察美国社会后发现，实际情况与那场表演给他的印象并不完全一致。他说，尽管那个时候美国早已在形式上取消了种族隔离制度，但从美国人的日常生活中不难发现，奴役黑人的历史已在美国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打上深深的烙印。

显然，卢先生并不认为当年他看到的多族裔美国孩子合唱时令人动容的场景是一种假象，但他后来也看到了更多的真相。

卢先生提到他留学时美国正在热映的一部电影《为黛西小姐开车》，以及他最近看到的另一部美国电影《绿皮书》。由于这两部影片都曾获得过奥斯卡奖，作为一个电影爱好者，笔者恰巧也都看过。两部影片反映的都是美国黑人与白人之间的关系，如卢先生所说，尽管影片都有对种族歧视现象的描述和批判，主题还是颇具“正能量”的：片中的黑人和白人主角最后还是互相理解，并成为朋友。

但是卢先生敏锐地指出，这两部电影相隔了近三十年时间，其描述的主题和现象却没什么变化，他由此推论说：美国社会的种族歧视问题依然存在并且根深蒂固。而当今发生的弗洛伊德事件更是有力地证明了他的观点。

数十年过去，好莱坞的获奖电影却仍在重复相同的主题，此种现象只能从历史和文化的角度去寻找深层原因。这让笔者想起一位革命导师的名言，大意是千百万人的习惯势力是最可怕的。故此，笔者必须要对卢先生和科尔的观点表示赞同：历史上的奴隶制或许才是美国种族歧视现象挥之不去的根源。由此所形成的“习惯势力”甚至连政治制度和意识形态的革新也难以根除。

实际上，在过往的几十年乃至上百年，美国在政治制度和意识形态方面对种族歧视毒素的清除还是取得很大成效的。可以说，如今的美国，在法律层面的“显规则”上已经不大找得到种族歧视的痕迹了。而在意识形态领域，所谓的“政治正确”更是早就“置顶”，有时甚至到了“过犹不及”或者“矫枉过正”的地步。这方面生活在美国的人们自有更深的感受，就连从未去过美国的笔者，议及这方面的话题时也受到“政治正确”的影响，往往自觉不自觉地避讳“黑人”的称谓而写成“非裔美国人”。尽管觉得这样刻意的掩饰有些“装”，比如，对于美国的白人，就没人说成是“欧裔美国人”。——如此岂不是隐含了另一种“歧视”的意味？

俗话说“林子大了，什么鸟儿都有”，极端分子在任何一个较大的国家总会有存在，但如上所说，从“显规则”来看，这些年美国为消除种族歧视还是作出很大努力的。 然而，这个世界除了“显规则”，还有很多“潜规则”和“潜意识”，后者的改变远比前者要难得多，所耗费的时间也长得多。

简单地回顾一下历史就知道，正如前述两部奥斯卡获奖电影相互时隔三十年仍“主题雷同”，与此次弗洛伊德事件类似的抗议浪潮，其实这些年来在美国已发生过N次，这次恐怕也难以“毕其功于一役”。可见要消除美国国内的种族歧视现象，用得上吾国的一句成语——“任重道远”。

卢迈先生在文中指出，除了历史上奴隶制的顽固影响，种族歧视现象的仍然存在还因为今天的美国是一个收入差距巨大、社会阶层间有很大鸿沟的社会。这一点可谓不言自明：美国的贫富差距是是当今发达国家中最悬殊的；而就收入水平而言，大部分黑人处在最底层。这就意味着，黑人向上流动的通道相对比较要狭小得多，因为贫穷给底层带来的最大副作用还不是吃不上饭（毕竟美国有所谓的食品券救济），而是没有条件接受良好的教育。众所周知，教育才是改变穷人命运的最好途径，这在任何国家都是如此。

由于收入低下，黑人在受教育方面自然处于劣势。听说近年来美国的大学实行“配额”制度，对黑人招生实行优待政策，甚至引亚华裔学生的不满（加大了他们的升学难度，没有做到“一视同仁”）。应该承认，美国的大学也的确培养出了一些黑人精英。就如卢先生所指出的，有些黑人可以进入名校学习，毕业后跻身于当今美国的上层社会，已经产生了由黑人担任的将军、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国务卿乃至总统，在企业家当中也不乏黑人的身影，这在以前是很难想象的。 但这只是故事的一小部分，大部分的非裔（包括一些拉美裔）美国人仍处在社会的最底层。总体来看，他们受教育的机会要比其它族裔少得多。

这其中或许还有一个原因：当今的美国黑人族裔绝大部分生于本土，由于美国对人才移民和投资移民的相对开放，其他国家（包括吾国）的很多移民特别是近几十年来的移民不但有一定的经济基础，且在去美国之前已经受过良好的教育。

尽管笔者没去过美国，通过现代传媒也早就知道多数黑人处于底层是美国的现实情况。而真正让笔者感到自己有点“孤陋寡闻”的是，据卢先生在文中介绍，很多美国黑人家庭不仅没有储蓄，，也不习惯自己购买蔬菜、做饭，而总是吃不健康的外卖快餐或是政府发放的“垃圾食品”。笔者回忆了一下自己所看到的一些反映黑人生活的美剧（比如最近刚看完评价很高的《火线》），似乎果然就是这样。卢先生说，这使得黑人更容易患上疾病并身陷贫困，而他们没有购买健康保险的可能性几乎是白人的两倍，因而更有可能因为费用问题而无法看病就医。

不喜欢自己买菜做饭，竟然也成为黑人容易陷入疾病和贫困的一个“技术性原因”，这是笔者没想到的——恰好与我们华人的习惯相反。卢先生认为，这也是过去的奴隶制所打下的烙印。为什么奴隶制会使得黑人不愿意自己买菜做饭，对此还需要学者给予专门的考证。而这又牵出了卢先生文中谈到的另一个问题：很多黑人家庭都是母性单亲，又不讲究“计划生育”，没有能力为众多的孩子提供良好的教育和餐饮，往往只好“放任自流”，这就难免造成了一些社会问题。由此又连带产生了一种现象：凡黑人居住较多的社区，治安和卫生环境普遍较差，从而加剧了美国族群的分离现象。

关于这一点，卢先生举了两个例子。一是哈佛大学罗伯特•帕特南教授在其著作《我们的孩子》中曾讲到，在他的童年时代即上世纪四十年代，白人与黑人住在一个社区，邻里之间没有太大区别。但现在，白人与黑人往往分区居住，且不说那些高档社区普通黑人就根本进不去，甚至连有些“发达”了的黑人也不想再住在原先的社区而要搬走。社区的区隔、学校的区隔，再加上由于贫穷使得离婚、吸毒现象在黑人社区变得很平常，“白”、“黑”之间居住环境的差别变得越来越大。

另一个例子是卢先生在2003年参加考察美国纽约中央火车站改造工程，带领参观的一位项目副总经理（白人），碰到黑人保安时又是握手又是打招呼，态度显得十分“平等”。但后来这位白人告诉卢先生，他可以和黑人保安拍肩膀，但他和他的邻居不会让黑人家庭搬到自己的社区，因为那样会把整个社区的房地产价格拉下来。

限于篇幅，也避免有“抄袭”之嫌，笔者不想再引述卢文中的其它细节了。实际上卢先生所讲的这些，在很多美国华人的文章中也可以看到。总之，这种历史（奴隶制）和现实（贫富差距和社会分化）两种因素交织而形成的种族歧视现象，渗透在美国的社会文化中，成为一种“于无声处”的“习惯势力”，是难以在短时期内仅靠法律、制度的改变或者意识形态的“政治正确”加以扭转的。需要美国全社会付出更长时间的的艰辛努力。

最近吾国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网站客户端就弗洛伊德事件采访了清华大学教授王绍光先生，王教授在访谈中谈到一个问题，亦引起笔者的思考：为什么选票无法消除美国的种族不平等？据他介绍，早在1870年，美国第15条宪法修正案就赋予了黑人男性投票权，甚至早于妇女拥有投票权。虽然后来多有波折，但到《1964年民权法案》《1965年投票权法案》颁布后，黑人的投票权已真正得以实现。

按说，此后黑人民众就可以通过投票来破除对他们的种族歧视。但事实却并非如此，我们看到，尽管在半个世纪前美国黑人已真正拥有了投票权，但几十年过去，美国社会中黑人受歧视的现象仍然比较严重。 对此，王教授给出的解释是：虽然黑人有了投票权，但他们只占美国总人口的八分之一，且投票率比白人低。他问道：大家可以想一想，仅靠选票能否消除种族不平等、提高黑人的社会政治地位？如果选票无法消除制度性的种族不平等，还有什么别的办法？

这的确是一个值得深思的问题。不过倒是正契合了笔者的一个观点：民主并不能保证决策的正确，而只是赋予每个人投票的权利。民主也难以消除前引革命导师所说的“习惯势力”。正如王教授所说，很多根本性的社会问题未必能靠选票解决。特别是对于美国这样一个多族裔的移民国家。

如前所说，经过民权运动上百年的抗争，现今的美国在“明规则”上已经很少残留种族歧视的条款，歧视主要表现在社会的“潜规则”和“潜意识”上，而这种隐性的社会不公，需要以法律和行政之外的手段来推动全社会系统性的改革，借用“软实力”之说，或许可称之为“软改革”。而当前的全美抗议浪潮，相信将继续推进这一社会改革。

需要再次强调的是：事实上这样的抗议浪潮在过去半个多世纪已经发生过多次，这一次肯定也不会是最后一次。想想看，黑人族裔斗争了几十年乃至上百年才在“明规则”上获得了普选权，要消除“潜规则”、“潜意识”中的种族歧视，“功夫”在选票之外，而且所需的时间只会更多而不会更少。

当然，虽然民主并不能确保消灭种族歧视，反过来说，没有民主的话，情况或会更糟糕。一个也许能“鼓舞人心”的例证是：拥有一半黑人血统的奥巴马，曾经破天荒地当选为美国总统并连任执政八年，显然不是单凭仅占总人口八分之一的黑人族裔的选票能做到的。这一事实说明，尽管肤色不同，但在各族裔之间还是能找到“公约数”的。

奥巴马（顺便补充一句，他和他的夫人都毕业于哈佛大学）的当选以及连任，雄辩地地证明了笔者前面的观点，即对黑人族裔的歧视主要存在于美国社会的“潜规则”而非“明规则”。惜乎“习惯势力”是如此强大，在奥巴马执政的这八年，并没有使种族歧视现象在美国得到根本的改观，反而最终使得特朗普这样一个被很多人认为有种族主义倾向的家伙在他之后得以上台。对此，作为“前任”的奥巴马是应该加以反思的。

至于卢先生文章最后部分谈到的“反观自省：中国须更多注意社会公平”，指“中国的社会收入差别事实上也很大，最高收入的20%人群和最低收入的20%之间的差别超过10倍，比美国还大”，此问题由于“6亿人月入千元”的事实披露，近来在吾国国内讨论得较多，笔者就不“凑热闹”了。

                                                             2020年6月22日于安吉桃花源

简介：未名者，江南布衣。生于20世纪50年代，下过乡，上过学，教过书，做过公务员，写过小说。中年后下海创办并主编某内部刊物凡二十多年，撰有经济政治社会法律等分析评论文字千万余言。现已退休，居于山间一寓，远离城市喧嚣。2017年开始撰写博客（“未名周记”），2018年7月开始兼写微博（“未名日记”），以发挥余热，防止痴呆。有道是：只事耕耘，不问收获；知我者谓我心忧，不知我者谓我何求也。

笔者电子邮箱：wmc529@sina.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