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名周记（2009）·

本文要义：毫无疑问，由于其所具备的专业知识和实践经历，李文亮医生在新冠病毒疫情的观察和判断上是有“先见之明”的，而我们绝大多数人在这一点上都是“后知后觉”者。问题在于，作为“后知后觉”的我们，应该如何对待像李医生这样的“先见之明”者呢？

财新网记者2月18日撰写的“肺炎日记”，提出了一个很有意思的问题：假若时光倒流，一切可以重来，回到疫情初显端倪的2019年12月，是不是能有更好的措施出台？目前超过7万人感染、2千多例的死亡还会不会发生？

不知道别人怎么看，笔者对这一假设性问题的回答是：鉴于新冠病毒的毒性和传播性是给定的，因此即便当初有更好的措施出台，还是会有人感染，甚至还是会有人病死，但绝不会达到现在这个量级，可能只及现在的几分之一乃至更少；然而，同时必须要具备一个前提：“让信息跑过病毒”，而不是像实际所发生的这样——至少在疫情初发阶段，病毒跑得比信息快。

没错，笔者引述这个假设的用意，是试图再次证明本系列博文的主题——这场重大疫情的发生，在某种意义上，乃“‘信息不对称’惹的祸”。

“让信息跑过病毒”这一概念并非笔者的首创，而是前些日子经济学家盛洪先生发表在FT中文网一篇文章中提出的命题。他在这篇文章中说：相对于信息，病毒有些优势，因为只有当显现严重的病情时，引人警惕的信息才会产生，故此信息经常会滞后于病毒，并且会滞后很长时间；然而信息也有优势，因为病毒的传播靠生物体。他打了一个比方：即使病毒携带体坐上飞机，从中国到美国也需要10多个小时；而通过互联网，信息在瞬间就可能传播到世界另一端。故此当发现病毒之后，在没有外界干扰的情况下，信息应该跑得过病毒。这是人类能够有效战胜病毒的重要因素。一旦信息快于病毒，人们就能迅速地知道病毒的基本特征，如感染率、病死率、康复率以及传染方式，如是否人传人等，就能在病毒还没蔓延之前做好准备，采取恰当的手段（如隔离）减少传染，最后消灭病毒。为此他还在文中专门出示了一个数学模型。

如果说近几十年来在社会科学领域存在一种“经济学帝国主义”的倾向，那么，可以说在现代经济学领域中，又存在一种“数学帝国主义”倾向：经济学家们在著书撰文时经常会使用数学模型来阐述自己的观点，甚至到了“言必用模型”的程度，否则你都不好意思自称是经济学家。

笔者不是经济学家，自然看不懂数学模型，但也能凭常识领会一些基本道理。比如，“让信息跑过病毒”，乍读到这区区几个字，就能立即让笔者信服。如果说古代社会的人类还无法做到这一点，但到了网络通讯空前发达的当代，正如盛洪先生所说，已经具备了这种技术条件。

与盛洪持相同观点的还有另一位经济学家许成纲，界面新闻不久前发表了对他的专访，专访的题目是“应对重大突发事件，信息的迅速流动是一切的一切 ”。盛的文章和许的专访在网上都可以找到，有兴趣的读者可以搜来一看。

接着上面的话茬说：当代社会已经具备了“让信息跑过病毒”的技术条件；但是，有了技术条件并不等于就一定能做到“让信息跑过病毒”，其中的道理不言自明：技术毕竟是要由人来掌握运用的，如果受到人为的干扰，就有可能造成“病毒跑过信息”——在1月20日钟南山院士宣布新冠病毒会“人传人”之前，湖北和武汉就处于这样一种状况。

更何况，由于人类认知能力的有限和新型病毒之“新”，两者之间还存在许多不可避免的“信息不对称”。比如，直到今天，我们仍然没有找到新冠病毒的原生体，没有研制出特效药和疫苗，对于病毒除了飞沫和接触还存在哪些传播方式、是否存在“超级传播者”、为何有些患者发病前并没有症状等等问题，至今未有定论。甚至连检测手段都存在不确定性，否则就不会一度曾将核酸检测与CT检测“合并同类项”，从而在一夜之间使得湖北的确诊病例暴增1万3千多个，之后又将后者归入疑似病症，从而一夜之间又使该地区的确诊病例暴跌到百位数。 就在笔者开始写作此文之前的2月19日，笔者还看到钟南山院士在新闻发布会上说：武汉要想真正停止新冠肺炎“人传人”，取决于关键两步，即把正常人和病人分开，把新冠病毒感染者和流感病毒感染者分开，“这两个问题不解决，（人群）老是混在一块，‘人传人’不会停止。”这说明，现行检测标准仍有不完善之处，他呼吁官方早日批准快速检测产品上市。

显然，这些“信息不对称”，是无法靠加快信息的传播速度解决的——连信息都还不确定，你怎么让它“跑过病毒”呢？科学家们只能尽力而为。 然而，反过来说这也并不能证明“让信息跑过病毒”的命题是错误的。准确地说，该命题的表述还要加上一个限定词：应该表述为“让已知的信息跑过病毒”。 而要做到这一点，还需要一个前提：这些已知信息必须是公开的。

在笔者看来，在这场疫情的初发阶段（以1月20日为界），最典型也是最重要的两个“已知信息”，一是以李文亮医生为代表的八名“吹哨者”发布在微信朋友圈的发现类似SARS之新冠肺炎病例的信息，二是钟南山院士公布的“人传人”信息——后来的事实证明，“人传人”现象早在1月初就已被发现。 试想，如果这两个重要信息能及时公开披露，引起武汉、湖北乃至全国人民包括医护人员的高度重视和警惕，哪怕是提前一到两个星期，疫情的演绎又会是怎样一种情形呢？

在李文亮医生在抗疫中不幸染病去世之后，笔者看到西南财经大学法学院副教授兰荣杰在财新网发表了一篇文章《对专业人士应谨慎动用警权》。只看题目，就知道此文是针对李文亮医生等八名“吹哨人”当初所受到的“训诫”处罚。文章认为“从法律的角度，有必要讨论三个问题：其一，面对传染病病例，一线医务人员向同行或亲友小范围披露，是否违法？其二，医务人员披露传染病病例时的表述误差，是否属于传谣？其三，针对医务人员对传染病事实的表述误差，警方予以训诫并公开宣传，是否合适？”

需要说明的是，兰荣杰先生所提的三个问题中，后两个问题已被证明其本身就有“表述误差”。正如笔者在前一篇《三谈“‘信息不对称’惹的祸》的博文中所提到的：2月11日，国际病毒分类委员会（ICTV）发表声明，正式宣布新冠病毒属于类SARS病毒种，并将其命名为“SARS-CoV-2）”；而李文亮医生当时在微信朋友圈也只是说它类似于SARS，从而证明他的表述是正确的，并没有什么“误差”。所以三个问题中只剩下最后一个问题仍需要探讨。

事实上，兰先生此文的题目已经概括了他的文意：“对专业人士应谨慎动用警权”。他在文中具体解释说：“专业人士不仅包括医务人员，也包括科学家、工程师、教师和律师等各行各业的专家，甚至在厨师、屠户或管道工这样的职业中，只要其专业行为包括一定的主观判断，不仅仅是简单的事实认知和重复训练，就应当获得警察的充分尊重。比如教师的教学方法是否得当、律师的辩护策略是否合适、科学家的研究结论是否靠谱，都应该交给专业圈子自行判断，不宜由警察强制介入。”

有意思的是，兰先生还在文中将“专业人士”比拟为“穿皮鞋”者。他在文中阐述说：“公安机关不宜轻易处罚专业人士的专业行为。简单地说，对专业人士的专业行为的违法性认定，标准应当比普通人、普通行为要严格。除一般性理由外，关键原因是避免警察权带来的‘寒蝉效应’，即因为公安机关的暴力介入压制专业声音，而这往往是一个健康社会不能承受的代价。比如武汉警方查处八名医务人员之后，一线医护几乎全体噤声，和疫情蔓延不能说没有因果关系。”

兰先生说得不错，“八人案”发生以后，的确造成了某种“寒蝉效应”，与后来武汉疫情的蔓延也的确“不能说没有因果关系”。不过，笔者对兰文还是存有两点疑问：

第一，兰先生之所以认为“对专业人士应谨慎动用警权”，是因为专业人士在公共媒体上的讨论属于“专业行为”，言下之意是警方未必懂得这些专业问题，因而应该予以“充分尊重”而不应“强制介入”。这样的说法貌似客观公允，但仔细一想，不对了：这世上各种各样的专业如此之多，警方对这些专业几乎都存在“信息不对称”，难道都应该置身事外吗？照兰先生的说法，警方对“专业人士的专业行为”岂止只是“慎用警权”，甚至就不应该“介入”。这样的话，警方的管辖范围岂不将大大缩小？比如，哲学家、经济学家、政治学家等等不也属于“专业人士”吗？他们的专业讨论难免会涉及社会政治问题，难道警方也只能听之任之吗？

第二，兰先生说对“穿皮鞋”者应慎用警权，那么，对“穿布鞋”乃至“穿草鞋”的呢？兰先生称“对专业人士的专业行为的违法性认定，标准应当比普通人、普通行为要严格”，对此笔者想弱弱地问一句——这还算是“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吗？

笔者的意思是：不管是穿什么“鞋”的，只要其行为没有触犯法律，警方对他们都应该慎用警权。不，不是“慎用”，而是“禁用”。需知吾国高层领导早就提出了“法无禁止即可为，法无授权不可为”的理念，前一句是针对公众而言，后一句是对公权力机关而言。——这是现代法治社会的一项基本原则。

回到“让信息跑过病毒”的命题上。笔者认为，只有我们大家都遵循上述这一基本原则，才能有效地避免“病毒跑过信息”，尽可能地弥补人类与大自然包括病毒及其传播之间的“信息不对称”，从而降低病疫对人的“杀伤力”。 这难道不是一个显而易见的道理吗？

当然，人们知道了某个道理，并不等于就一定会照着这个道理去做，因为这个世界实在是太复杂了。关于这一点，笔者看到最近官媒上全文刊登了吾国驻美大使崔天凯先生接受美国全国公共广播电台（NPR）“早间新闻”节目主持人英斯基普的采访实录，其中涉及到李文亮医生的故事，以及笔者这组系列博文的主题“信息不对称”。

崔大使说：“他（指李文亮）是一名医生，一名好医生，他的逝世让我们所有人感到悲伤。他尽心尽职、非常专业。他从工作接触到的具体案例中识别到有危险临近，从职业本能出发产生了警觉。但一开始并不是所有人都能理解和认可他，因为这是一种全新的病毒，大家对其缺乏认知。”“作为一名医生，他可以从具体案例中有所发现。但作为政府，如要发布警示或发表公告，则需基于更多证据和科学分析，而这么做需要时间。当然，我们现在是基于‘后见之明’，认识到李医生说对了。”

崔大使事后对李文亮医生当初的“吹哨”行为予以了充分肯定，这是完全正确的。笔者注意到大使在上述这段话中用了“后见之明”一词，笔者不知道这是否属于翻译的问题（大使在接受外媒采访时应该是用英语回答的）。因为人们常常夸赞某些人有“先见之明”，以此推论，“后见”者是称不上“明”的。故此笔者猜测大使的原意应该是“后知后觉”。

毫无疑问，由于其所具备的专业知识和实践经历，李文亮医生在新冠病毒疫情的观察和判断上是有“先见之明”的，而我们绝大多数人在这一点上都是“后知后觉”者。问题在于，作为“后知后觉”的我们，应该如何对待像李医生这样的“先见之明”者呢？

武汉警方对李文亮医生的“先见之明”采取的方式是予以“训诫”。今天看来，当然是错误的。然而，正如笔者在之前的博文中所指出的，警方当时也处在“信息不对称”，并不知道那八位“吹哨者”发出的信息具有如此重要的警示意义，在这种情况下，他们不这么处置，又该如何处置呢？难道“放任不管”吗？

笔者在此要说一句也许会“招骂”的话：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武汉警方此次是“运气不好”，因为他们之前对于“未经核实”的网络消息都是按类似的规矩和流程处置的，只不过这一次正好遇到的是一次特殊的新冠疫情，从而撞在了舆论的“枪口”上，甚至还招来了上级的调查。

从这个角度看，武汉警方是不是有点“冤”呢？需知他们跟我们绝大多数人一样，也属于崔大使所说的后知后觉者。 然而，警方的“训诫”又的确在某种程度上“阻断”了李医生等八人发出的预警信号，从而在当时造成了“病毒跑过信息”的严重后果。这又是一个不争的事实。——当然，“阻断信息”的远不止武汉警方的“训诫”。

笔者相信，如果往事可以“重来”，武汉警方肯定不会如此处置，因为他们现在已经知道了“吹哨者”对全社会的警示作用。然而，假设他们在仍然不知道这一点的情况下“重来”，又会怎么做、应该怎么做呢？

这个具有根本性的问题不解决，新冠疫情过去以后，我们该如何确保“不会再有下一次”呢？

一不留神，又接近于每文不超过5千字的自我设限了（其实是某些发布平台的限制），只好就此打住，下回再说。

                                                                2020年3月2日于安吉桃花源

简介：未名者，江南布衣。生于20世纪50年代，下过乡，上过学，教过书，做过公务员，写过小说。中年后下海创办并主编某内部刊物凡二十多年，撰有经济政治社会法律等分析评论文字千万余言。现已退休，居于山间一寓，远离城市喧嚣。2017年开始撰写博客（“未名周记”），2018年7月开始兼写微博（“未名日记”），以发挥余热，防止痴呆。有道是：只事耕耘，不问收获；知我者谓我心忧，不知我者谓我何求也。

笔者电子邮箱：wmc529@sina.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