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延长的春节假期结束，各地陆续开始复工复产，如何兼顾疫情防控，恐成地方政府最头痛的问题。国家发改委相关负责人日前表示，疫情严重地区的首要任务是疫情防控，疫情较轻地区合理设置防护标准，尽快实现全面复工，严格制止以审批等简单粗暴方式限制企业复工复产。话虽如此，笔者觉得具体到地方该如何操作却没那么容易。一个不争的事实是，全国各省市的疫情虽然有重有轻，仍都在实行最高的一级响应机制，许多地方即使疫情并不严重，也仍在“封区”（隔离市内小区）、“封路”（不许外地车辆人员进入）。

 

笔者在之前的一则微博中指出，随着湖北之外省市的病例增长数量连续下降，疫情较轻的地区是否可以下调为二级响应，以利于企业复工复产。遗憾的是迄今未见任何地方有此调整。细析之，这是现行体制下地方政府固有的行为逻辑所致，即他们在决策顺序上会理性地作出对自己风险最小化的选择：谁都知道疫情的发生会影响经济，因此即使本地的GDP增速下降不少，那也不是他们的责任，上面很难追究；然而如果因为复工复产放松管控导致本地疫情扩大（既要复工复产就无法避免人员的“聚集”，从而增加感染的机率），本地主政者将难辞其咎（尤其是看到湖北的几位官员已被免职）。就像当初疫情刚起之时，各省齐刷刷地一步到位实行一级响应，对地方政府来说这是最“保险”的举措（讽刺的是疫情最严重的湖北反倒是动作最慢的）；但现如今要谁来带头将一级下调为二级，却是难了，因为所冒的“政治风险”很大。

 

因此笔者认为，当此之时，作为中央集权的全能型政府，应该由上头根据各地的具体情况作出统一部署。笔者所说的“部署”，必须是明确的、量化的，而不是那种“既要……又要……”之类的原则性要求，这种要求貌似“辩证”，实则没有区分主次。

 

昨日看到全国人大财经委原副主任、央行原副行长吴晓灵女士提出，应该依法设立疫区和非疫区并分区施政（财新网），笔者对此表示赞成，盖因这样的划分必须要由中央作出，意味着中央担了责任。凡“疫区”当然要以阻击疫情为先，复工复产只能推迟；而对于“非疫区”的地方政府，只有卸下他们的心理负担，明确主次，才能激励他们实事求是、因地制宜，心无旁骛地在复产复工和防控疫情之间做出合理的平衡。（未名日记2月13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