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名周记之博客（1841）·

本文要义：实言之，降准就是“放水”，而“放水”是为了“解渴”。降准是否恰当，关键要看放出去的总量有多少，若水量过大，“漫灌”则无可避免。故此，与其说“不搞大水漫灌”，不如说“不放大水”——也就是“管好货币的总闸门”。至于“滴灌”也好，“精准”也好，只能让交给市场去做。

国庆假期的最后一天，吾国央行宣布，从2018年10月15日起，下调各类商业银行人民币存款准备金率1个百分点。央行同时称，本次降准所释放的部分资金用于偿还10月15日到期的约4500亿元的MLF即中期借贷便利而不再续做（说明这部分MLF商业银行已经很难如期归还给央行）。除此以外，这次降准还可再释放增量资金约7500亿元。也就是说，此次降准释放的资金量多达12000亿元。

此为央行今年以来的第四次降准，四次降准释放的资金量总共达几万亿人民币，密集程度已达到2008年的水平。当时为了抵御来袭的全球金融危机，吾国政府推出了“4万亿”刺激计划，为配合政府实施该计划，央行实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当年下半年曾连续四次降准，释放的资金也高达数万亿。

这是否意味着，吾国当前的经济形势，有可能堪与十年前的情况相比？否则很难解释央行为何如此“放水”。

当然，央行自有另一番解释。央行有关负责人表示，这次降准是为了“进一步支持实体经济发展，优化商业银行和金融市场的流动性结构，降低融资成本，引导金融机构继续加大对小微企业、民营企业及创新型企业支持力度”，并称“将继续实施稳健中性的货币政策，不搞大水漫灌”。

笔者早就指出过，央行对货币政策的形容往往极富弹性，好似一个“筐”，什么都可以往里装。比如“稳健”一词，大概已用了七八年之久，而实际上这七八年间吾国的经济走势和货币政策并非一成不变，致使人们对“稳健”的感受几近麻木。又如十年前吾国的货币政策曾被央行形容为“适度宽松”，但经济界普遍认为其实是“极其宽松”，有一个事实可以证明当时的“宽松”程度：那时吾国的银行准备金率，最高时曾提至21.5%，也就是说商业银行存款的1/5以上要上交给央行作为准备金；以至于从2015年以来央行降准已计十次，但吾国的存款准备金率至今仍有14%左右，估算还有十几万亿资金蛰伏在央行的“金库”里，可见“4万亿”时期吾国的货币量之大。在这一点上应该为时任央行行长的周小川点赞——虽然在吾国的体制下，“4万亿”时期央行只能配合政府的刺激经济计划，实施吾国史上最宽松的货币政策，但央行并没有完全忘记自己防止通胀的本职，从2010年1月到2011年的6月的一年半里，曾经连续十二次上调存款准备金率，最多时把商业银行的二十多万亿资金“扣押”在央行手里，实际上这一阶段的货币政策已由此前的“宽松”而转为“收缩”（尽管表面上称之为“稳健”），为的是防止流动性泛滥、商业银行过度放贷，不然的话，恐怕那时吾国的货币将会“水漫金山”，经济将会出现严重的通货膨胀。

饶是如此，总的来看，这十年吾国的广义货币（M2）仍在快速增长，最快时曾接近30%，“4万亿”计划之后M2增速有所降低，但也一直保有百分之十几的水平，远超同期的GDP增速；而吾国的贷款和债务总量也随之而“水涨船高”，其增速同样超过GDP。直到这两年，吾国的M2才回到10%以下的正常水平，但贷款和债务的增速依然偏高，而GDP增速已降至6.5%—7%。此次央行又一次降准，说明当前的M2和贷款总量已经难保GDP的“中高速增长”。

那么，如此频繁地以降准来放松货币，会不会造成“大水漫灌”呢？

自十年前实施“4万亿”计划，上届政府过于宽松的货币政策遭到广泛的批评，新一届政府上任后吸取教训，把“大水漫灌”、“强刺激”等列为贬义词，一再表示不会那么做；与此同时，另一些词语即“定向”、“精准”等则被作为正面的政策用语而频繁提及。对于最新一次降准，央行同样强调“不搞大水漫灌”。

正是在这一点上，笔者心有疑虑。

“漫灌”一词显然借鉴于农业用语，与此相对应的是“滴灌”。然而，农业生产可以通过科技手段实现“滴灌”（最典型者当数水资源非常匮乏的以色列），可以做到“精准”，但一国尤其是一个大国的货币政策是否也能做到这样呢？

最近一个阶段，高层在强调要防止发生系统性金融危机时，多次讲过一句话：要管好货币的总闸门。笔者十分赞成这一说法。一国的货币政策是由央行来具体掌管的，而央行的职责就是“管好货币的总闸门”，也就是货币的总量。具体的管理办法，一是控制好基础货币的发放；二是合理设定并调整基础货币的基准利率，通过价格手段来实施宏观调控。

这里顺便要说一句，近几年来，吾国的央行几乎已经放弃了价格型调控手段，专事于数量型调控，表现为很少调整基准利率，而频繁使用正逆回购、MLF等等短期的数量工具：当市场流动性比较紧张时，央行就向其注入一部分资金；反之，则将这些流动性抽回。央行将这些调控手段称为“创新”，但在笔者看来，这恰恰反映了计划经济思维的遗留，因为计划经济就是只重数量而忽视价格。不过这是另一个问题，本文不予“深究”。

如前所言，央行的确应该“管好货币的总闸门”，这是央行的职责所在。然而，央行的职能也只能到此为止，盖因市场经济是一个庞大的综合系统，“总闸门”放出水后，还有许许多多的“分闸门”，而这些“分闸门”的工作是由各家商业银行以及无数个信贷部门来具体承担的，央行对此“鞭长莫及”而无法精确地“定向”。也就是说，央行这个“总闸门”放出去的“水”会流向何方、何处，央行是管不了的，只能由那些“分闸门”根据市场的价值规律发放给那些需要“浇水”同时对银行来说有利可图的部门和个人。这个过程极其分散而又极其复杂。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这些事由下面的商业银行及其分支和人员具体负责。故此，能否做到“精准”，能否实现“滴灌”，央行自己是无法保证的。

正因为如此，笔者一向对“不搞大水漫灌”的政策宣示不以为然。无论是从词意还是从现实来看，如果放的是“大水”，其结果一定是“漫灌”。一个现成的例子是：吾国的房价十几年来一直上涨不休，这既非百姓所愿，也不是决策层的初衷，但因为要“保增长”、“稳增长”而不得不实施货币宽松政策，放出去的“大水”不受管理层主观意志的控制，大量涌入房地产领域，从而造成房价暴涨，这不是“漫灌”又是什么？吾国金融过去若干年出现明显的“脱实向虚”现象，同样是“大水漫灌”的结果。从国际经验来看，之所以会屡屡发生金融危机，监管不到位固然是原因之一，但以笔者之见，更重要的原因恐怕还是没有“管好货币总闸门”，道理也很简单：若水量适当，市场再怎么样折腾也不会造成“涝灾”；若放出去的水太多，想不“漫灌”也难。

故此，与其说“不搞大水漫灌”，不如说“不放大水”——也就是“管好货币的总闸门”。至于“滴灌”也好，“精准”也好，只能让交给市场去做。从唯物主义的角度来看，市场如此广袤而复杂，身处庙堂的决策部门只能管好“总闸门”，而无法做到“精准”地实施“滴灌”。不要忘记，计划经济正是出于“理性的自负”，管理者自以为能计划一切、掌控一切，从而遭到失败；而市场经济却反其道而行之，“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从而获得成功。吾国七十年来的正反实践雄辩地证明了这一点。

回到降准问题上。《财新周刊》日前发表题为《“大水漫灌”之忧缘何挥之不去》的社评，其中提到：“一些产能过剩行业和资本市场人士不懈地鼓吹刺激经济、放松货币政策。近年来去杠杆、严监管等措施确实让他们的日子不好过，他们盼‘大水漫灌’如久旱盼云霓。对于这种纯粹源自一己之私的不同声音，政府应增强免疫力。”又说：“片面依靠投资拉动的老路已走不通，中央政府也不想走。但是，市场也在观望，这种定力能否经得住经济增长下行压力进一步增大的考验。”不得不承认，说这些话是需要点勇气的，盖因现在已没有多少人敢对现行政策“说三道四”。

实言之，降准就是“放水”，而“放水”是为了“解渴”。降准是否恰当，关键要看放出去的总量有多少，若水量过大，“漫灌”则无可避免。至于用降准之类的货币宽松的办法能否助力经济增长，笔者将在后文再议。作为一篇“博文”而不是“论文”，不宜写得太长。

2018年10月15日于竹径茶语

简介：未名者，江南布衣。生于20世纪50年代，下过乡，上过学，教过书，做过公务员，写过小说。中年后下海创办并主编某内部刊物凡二十多年，撰有经济政治社会法律等分析评论文字千万余言。现已退休，居于山间一寓，远离城市喧嚣。2017年开始撰写博客（每周一文），2018年7月开始兼写微博，以发挥余热，防止痴呆。有道是：只事耕耘，不问收获；知我者谓我心忧，不知我者谓我何求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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