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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

储蓄率下降,是好是坏?

·未名周记之博客(1840)·

本文要义:正如在经济腾飞时期,经济增长和人们的收入水平与他们的储蓄以及由储蓄支撑的投资,彼此之间会相辅相成、相互促进;当这种势头转变为另一种势头时,同样也会形成一种相向而行的关系,只不过前者是处于上升期,后者则处于下降期。故此,如果吾国未来的储蓄增速和储蓄率继续下降,那么,吾国原有的这一优势就会被削弱,经济领域的投资和增长也会受到影响。

 

 

央行日前出台的数据显示,今年8月末吾国住户存款增加3463亿元,算是逆转了7月份负增长2900亿的局面。饶是如此,总体来看,近些年来吾国居民存款余额的增长速度明显大大放缓。有数据显示,自1979年至2018年这三十九年间,吾国金融机构各项存款余额同比增速从未跌破9%。但今年8月,该数据同比增长仅8.3%,创四十年来之最低;其中居民存款增速的下滑最为明显:从2008年到2018年短短十年间,居民部门存款增速从18%下滑到7%左右。

尽管算法有多种,但无论怎么算,吾国是世界上公认的储蓄率最高的国家之一(可能仅比新加坡略低),最高峰时曾经达到50%2014年),远远高于美国的17%%、英国的16%,以及23%的世界平均水平。近年来吾国的储蓄率虽有所下降,但整体仍然保持在较高的水平。

高储蓄率是吾国经济快速发展的最大优势,因为高储蓄能够支撑高投资,而高投资一般又会带来经济的高增长。正因为如此,近期吾国存款增速的明显下降引起了经济界的关注。实际上,吾国目前的整体储蓄率虽然还较高,主要有赖于政府和企业存款的相对稳定,但其中的居民储蓄率却下降得较快。根据中国工商银行董事长易会满今年3月在中国发展高层论坛上给出的数据,从2010年以来,吾国的居民储蓄率持续下降,成为拉动国民总储蓄率下降的主要因素,从2010年到2017年的七年时间,吾国居民储蓄存款与可支配收入之比,从25.4%降到12.7%,下降了近一半,与此同时,2013年到2017年,吾国家庭债务占GDP的比重则从33%上升到49%。而根据央行在20175月公布的数据,吾国居民的净存款仅为26万亿元。

吾国居民的存款增速为什么会下降且降得比较快?这要从之前吾国的储蓄率为何如此之高说起。粗略地分析大致有如下几个原因:首先当然是改革开放后的三十年吾国的经济处在腾飞期,国民(无论是政府、企业还是私人)的财富大大增加,手里的钱多了,储蓄自然就随之而上升;其次是过去一个时期吾国的劳动力人口处于上升阶段,干活的人多,积累的钱也就多;再次是曾经长期处在农业社会的吾国国民历来比较节俭,再加上吾国的社会保障水平较低,投资渠道又比较匮乏,人们自然倾向于多存些钱以备不测。

据此,对近期吾国储蓄增速特别是居民储蓄增速的下降,也就能从相反的方面来寻找原因:一是自全球金融危机爆发后,吾国经济从过去的高增长期进入一个“新常态”,GDP增速明显降低,人们的收入水平也必会受到影响;二是吾国的劳动力人口高峰已过,正在迎来“老龄化”时期,而“老龄化”的一个显著特点就是储蓄减少、支出增加;三是近年吾国的社会保障水平有所提高。此外还要加上一个因素:由于这些年吾国的房价一直在上涨,人们买房消耗了大量的存款,而人民币的国内购买力却在不断下降,民众的生活成本不断提高。这些原因加在一起,自然就使得吾国储蓄增速随之而下降。

正如在经济腾飞时期,经济增长和人们的收入水平与他们的储蓄以及由储蓄支撑的投资,彼此之间会相辅相成、相互促进;当这种势头转变为另一种势头时,同样也会形成一种相向而行的关系,只不过前者是处于上升期,后者则处于下降期。故此,如果吾国未来的储蓄增速和储蓄率继续下降,那么,吾国原有的这一优势就会被削弱,经济领域的投资和增长也会受到影响。

以日本为例。资料显示,日本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其经济处在腾飞时期,它的储蓄率也相当地高;但进入20世纪以后,日本的储蓄率明显下滑,由之前的36%逐渐降到后来的18%,与此同时,日本的经济增长也陷入了长期的低迷。换言之,日本储蓄率的下降跟经济增长的低迷是同步发生的。

目前来看,虽然吾国的储蓄增速有明显的下降,但尚不能断定就此进入了一个长期下降的“通道”,还需要继续观察一个阶段,但足以引起我们的重视。尤其是,当前美国正在刻意挑起对吾国的贸易战。美国的借口是它与吾国之间的贸易存在巨额的逆差,而经济学家们普遍认为,中美之所以存在巨额贸易差额,很大程度上正是由于吾国的储蓄率远远高过美国。说白了,就是美国人太爱花钱而不喜欢存钱,而吾国正好相反,因此美国的消费远高于吾国,吾国则是把钱“省”下来更多地用于投资生产,以至于出现了普遍的产能过剩,很多东西只能出口到他国包括美国,有些出口商品的价格甚至比在国内还便宜,让美国人坐享“价廉物美”的好处——让人恼火的是,老美“得了便宜却不卖乖”,反过来还指责吾国是在搞“不公平贸易”,是在搞“倾销”。

从这个角度看,一国的储蓄率过高,或许也不全是好事,适度地下降反而更有利于保持经济的平衡。正如经济学家所指出的,储蓄高的好处是可用来投资的资金充足,而一般来讲投资比消费更能直接促进经济的增长;然而一味地靠投资促增长也会带来两个问题:一是投资过度必会造成边际效用的下降,造成产能过剩、资源浪费,经济增长的质量反而会降低;二是经济增长的根本目的是为了让民众过上更好的生活,而“更好的生活”当然要花钱消费,没钱或不敢花钱消费的生活恐怕算不上是“美好”的。而且对“供给侧”来说,消费本身就是最有效、最良性的市场需求信号,为满足消费而进行的投资生产,比那些单单只为“保增长”、“稳增长”的投资生产,质量要好得多。

事实上近年来吾国政府也意识到要“两条腿走路”,即发展经济不仅要重视投资,也要重视消费,并采取了一些鼓励消费的措施,取得了成效。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称:过去五年吾国的“消费贡献率由54.9%提高到58.8%,服务业比重从45.3%上升到51.6%,成为经济增长主动力”;而国家统计局716日发布的数据显示,吾国今年上半年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竟然猛增到78.5%,这已经超过了发达国家的同类比率;但同据统计局数据,近期吾国的消费同比增长率是有所下降的,只不过投资的同比增长率下降得更多,笔者认为,这可能是消费的比重相对增大的原因所在。亦即:并不是吾国消费突然就猛上了好几个台阶,更多的是因为投资减少了,而消费仍保持正常,故而其所占比重自然就凸显了出来,而居民储蓄增速的下降也证明了这一点。但也不要忘记,百姓的储蓄总归是有限的,到了一定程度,如果经济没有好转,收入没有增加,他们也会捂紧自己的钱袋子的。

所以,要真正使吾国的消费扩大、升级,恐怕是“功夫在诗外”。试想,天底下谁不喜欢花钱消费?关键要看口袋里的银子有多少,要看未来的前瞻性和安全感。所以,吾国还是要通过制度改革做好两件事:一是在经济增长的同时要想办法让百姓的收入多起来,二是要尽力提高吾国的社会保障水平。这就意味着政府财政必须要向“公共财政”转型,否则,单是发号召、下文件,百姓的消费积极性也很难被真正“刺激”得起来。

当然,正像笔者多年前曾指出的,与投资对经济增长的直接作用比较起来,消费对经济增长的“刺激性”是相对较弱的。因为投资可以全部计入GDP的统计并产生利润(当然是指市场化的投资),而消费则不然,它对经济的刺激作用是间接的,最终还是要通过投资来体现。因此,如果吾国真的要想扩大和增加消费,还得做好未来的经济增速进一步下调的心理准备。这个世界上,以消费为“主动力”的国家,无一能够保持经济的高速增长,GDP能有个2%3%的增长速度,就已经要烧高香了。而吾国目前的人均GDP只及世界中等水平,如果也要像美国那样以消费为“主动力”,那么,就得容许我们的“赶超”速度放慢下来。毕竟,消费是在“花钱”而不是“挣钱”。

对此,我们准备好了吗?

2018108日于竹径茶语

 

简介:未名者,江南布衣。生于20世纪50年代,下过乡,上过学,教过书,做过公务员,写过小说。中年后下海创办并主编某内部刊物凡二十多年,撰有经济政治社会法律等分析评论文字千万余言。现已退休,居于山间一寓,远离城市喧嚣。2017年开始撰写博客(每周一文),20187月开始兼写微博,以发挥余热,防止痴呆。有道是:只事耕耘,不问收获;知我者谓我心忧,不知我者谓我何求也。

笔者电子邮箱:wmc529@sina.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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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未名 蔡未名

未名者,江南布衣。生于20世纪50年代,下过乡,上过学,教过书,做过公务员,写过小说。中年后创办并主编某内部刊物凡二十多年,撰有经济政治社会法律等分析评论文字千万余言。现已退休,居于山间一寓,远离城市喧嚣。2017年开始撰写博客,每周一文,2018年7月开始每日兼发微博。发挥余热,防止痴呆,只事耕耘,不问收获。诗云:知我者谓我心忧,不知我者谓我何求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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