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名周记之博客（1836）·

本文要义：“全能型政府”必然需要比其它类型的政府更为强大的财政力量来支撑。如果真的实行大规模的减税，势必会——至少在短期内——减少政府的财政收入，从而削弱政府的“全能性”。这恐怕才是“增税容易减税难”的真正原因。

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字显示，今年上半年吾国GDP增速为6.8%，税收却增长了14.4%，后者的增速是前者的两倍还多。

仿佛是“昨日重现”——在上世纪90年代至本世纪初叶，吾国的税收增长速度曾经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成倍地超过GDP增速，吾国政府的财政实力就是在那一时期得以大大提升并打下了雄厚的基础。

然而今时非彼时，今年上半年吾国税收重现超高增长的“荣光”，就连一些官方媒体也认为有些“匪夷所思”（《人民日报》之“侠客岛”）。盖因自全球金融危机爆发，吾国的经济增长结束了高速增长的黄金期，此后十年进入了一个“新常态”，税收的增速也回落到相对较为正常的水平，一般只比同期的GDP增速略高。今年年初，为了进一步刺激经济增长的内在动力，政府提出了8000亿的减税计划。但在实体经济并没有明显回暖的背景下，上半年的税收反而加速增长，居然是同期GDP增速的两倍多，这的的确确让人觉得“匪夷所思”。

这种看上去难以理解的现象也引发了诸多猜测和讨论。在笔者有限的阅读范围内，偏向于官方立场的正面解读者，主要给出了两种理由。

一种解释是如今已进入信息化时代，科技手段的进步事实上强化了税收的征管力度，税收的实收率有所提高，因此税收增速有所上升。

这种可能性的确是存在的。任何国家的税收，都不可能百分百地按照设定的税制和税率征收到足额的税款，遗漏现象总是有的。而科技的进步也必会有助于税收征管手段的加强，比如过去的实收率可能只有七成，而现在可能会有八成乃至更高，反映到税收增长率上，就会表现为加速上升。

然而此种解释脱离了当前“大减税”的背景，依然难以解释在这种背景下为何税收会有“超速增长”。

另一种解释是今年以来各种生产资料的同比价格上涨较多，导致相关企业的同比利润增加较多，这就加宽了按比例征收的税基，因此税收的同比增长较快。

这种解释也有一定的依据。但是在同样的情况下，按理GDP的同比增速也会相应加快，为何实际上它却远远低于税收的增长速度？这显然在逻辑上难以自圆其说。

笔者认为，所谓的“大减税”，应该就其宏观意义而言，亦即降低税收在整个国民生产总值中的比重。通俗地说，就是在整个国民经济的大蛋糕中，政府的税收少拿一些，切分给企业和百姓的蛋糕多一些，而不是仅仅看政府在数字上减了多少税。笔者不怀疑政府计划减税8000亿的诚意，但从实际效果看，上半年税收增速比GDP增速超出两倍多，这一不争的事实表明，无论怎样解释，也无论中间出现了哪些周折，“大减税”的实际效果名不符实，在某种程度上甚至蜕变成了“大增税”。

正因为面对这一不争的事实，近期以来坊间推进实质性减税的呼声不绝于耳。特别是，当前吾国面临美国故意挑起的贸易摩擦，经济面临严峻的挑战，而特朗普也在国内实行所谓的“大减税”，在这种情况下，吾国经济尤其需要激发内在动力，而减税无疑是最有效的措施。

吾国政府未必不明白这一道理。实际上早在几年以前，吾国高层就提出了“供给侧改革”的方略。虽然有官方学者解释这不同于经济学“供给学派”的主张，然而“大减税”无疑也应该是“供给侧改革”的题中应有之义。至于要在哪些领域实行减税，减到什么程度，这可以讨论研究；但无论如何，绝不应该“南辕北辙”，反而使得税收的增长速度远超经济增速。

那么，究竟为什么会出现上述这种“理想很丰满，现实很骨感”的悖反现象呢？

笔者认为，这在很大程度上是由吾国特有的体制所决定的。

这种特有的体制，首先表现为中央集权。众所周知，它的优点是“集中力量办大事”。然而“大减税”的本质恰恰不是“集中力量”，而是“分权让利”，因而它与中央集权的体制特点难以顺畅地做到“相向而行”，实行起来难免会磕磕绊绊。尤其是，与“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优势相对，中央集权体制一个无法避免的缺陷是“行政效率递减”，对吾国这样一个人口众多、地域辽阔的“特大型国家”来说，这种“递减”效应会表现得更加明显。而“减税”之事，理论上虽说也是件“大事”，但它与高铁等大型基建项目可以有效“集中”不同，减税计划是由无数个地方税务机关分散实施的。也就是说，即使高层有实施“大减税”的意愿和计划，具体到各个层级的地方税务部门来实施，也很可能出现“落实不力”甚至“逆向而行”的现象。

然而，这并不是笔者所认为的“逆向减税”的主要原因，笔者也无意将此责任推给地方部门。之所以会出现“减税反而成增税”的现象，最重要的原因，窃以为是吾国政府实际上越来越成为一个“全能型政府”。而“全能型政府”要管到整个国家和社会的方方面面、角角落落，但天下又没有免费的午餐，有一分钱才能做一分钱的事，故此，“全能型政府”必然需要比其它类型的政府更为强大的财政力量来支撑。如果真的实行大规模的减税，势必会——至少在短期内——减少政府的财政收入，从而削弱政府的“全能性”。

从当前经济形势面临的严峻挑战来看，政府有两种应对的选择：一种是实施真正的“大减税”，即古人所说的“放水养鱼”；另一种则是再次推进“大基建”，以此来“稳增长”（此乃过去十年一直沿用的老套路），这就意味着政府需要汲取更多的财力来加大投资力度，而财力的来源无非是两处：一是负债，二是税收。

依据逻辑可知，两者只能选其一：不可能既要搞“大基建”，又要搞“大减税”。如同不可能既要松货币、增债务，又要“去杠杆”。

这恐怕才是“增税容易减税难”的真正原因。

多年以前，吾国理论界曾经对市场经济条件下的政府应该是“无限”还是“有限”的问题展开过讨论。时至今日，这样的讨论已近乎销声匿迹。尽管现在并没有说我们已经完全摈弃“有限政府”的理论和实践，但吾国的政府正在成为“全能型政府”（亦即“无限政府”），这也是一个不争的事实。

笔者对当年的上述争论没什么可说，“全能型政府”也许自有它的长处，只是从税收的角度来看，遂有以上之分析。且近日的一个消息从侧面证实了笔者的判断——

从明年1月1日起，吾国的各项法定社会保险费用将由税务机关全责征管。舆论普遍认为，这将使吾国的社保缴费基数进一步做实。虽然从长期看此举为社保名义缴费率的下调创造了条件，但短期看将会使此前未足额缴纳社保的企业负担加重。

笔者认为，如果将法定的社保费用视为一种“准税收”，那么，此举将意味着吾国明年的实质性税收只会增加而不会减少。

因此，如果真的要实行“大减税”，我们是否应该首先重启“无限政府”还是“有限政府”的讨论呢？

2018年9月10日于祥和顺天

简介：未名者，江南布衣。生于20世纪50年代，下过乡，上过学，教过书，做过公务员，写过小说。中年后下海创办并主编某内部刊物凡二十多年，撰有经济政治社会法律等分析评论文字千万余言。现已退休，居于山间一寓，远离城市喧嚣。2017年开始撰写博客（每周一文），2018年7月开始兼写微博客（每周数篇），以发挥余热，防止痴呆。有道是：只事耕耘，不问收获；知我者谓我心忧，不知我者谓我何求也。

笔者电子邮箱：wmc529@sina.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