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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

韩国总统何成“最危险职业”

·未名周记(1812)·

本文要义:按说韩国既已由先前的威权国家转型为民主宪政国家,其后的历任总统竞选时多少经过“民主的洗礼”,当选后又要面对“民主的监督”,他们是如何得以“蒙混过关”上台的,执政时何以又会干出那些见不得人的糗事来呢?这至少证明,韩国的所谓民主宪政体制存在很大的缺陷。

 

当地时间322日深夜,韩国首尔中央地方法院批准逮捕了前总统李明博。根据韩国检方的指控,李明博涉嫌收受贿赂、挪用公款、逃税漏税、滥用职权等十几项罪名。同时,鉴于李明博妻子金润玉也有很大的受贿嫌疑,检方将传唤这位前“第一夫人”接受问询

对于这样的消息,人们简直可以说早已“习以为常”。皆因大韩民国自1948年建国以来,其历任总统的下场都是惨兮兮的:李承晚被赶下台流亡海外,朴正熙遇刺身亡,全斗焕和卢泰愚卸任后被判刑,金泳三和金大中因没管好儿女晚节不保,卢武铉更是在家人被查后跳崖自杀身亡,加上现在正在狱中等待最后判决的朴槿惠和刚刚被捕的李明博,有人计算过,除却现任的文在寅,此前韩国的十一任总统,竟然都不得“善终”,其“出事率”高达百分之百!如此顶格的概率,说它是“高危职业”已嫌不够,称其为“最危险职业”亦不为过,而且在世界政坛不必附加“之一”。

韩国是当今亚洲“唯二”的发达国家(另一个是日本),还被称为是个“民主国家”,为何它的总统们的命运却如此不堪?如果说前几任倒台的韩国总统都是军事独裁者,因“血债累累”活该有如此下场的话,那么,自上世纪八十年代后期韩国实现民主转型之后,其历任民选的非军人总统为何也都没有好结果呢?以至于有人把这种现象称之为“青瓦台魔咒”。

这其中必有缘故。

笔者对韩国的政治文化历史知之甚少更没有专门的研究,以下只是根据一个普通人所掌握的常识试析之,挂漏之处,请有识者见谅。

其一,据介绍,正像日本有所谓的“耻文化”,韩国则有其“恨文化”。此处的“恨”不能简单地理解为“仇恨”,其意涵可能更为复杂。韩国的“恨文化”究竟包涵了些什么,笔者不敢妄言,但从自己有限的耳闻目睹看,韩国(也包括朝鲜)人的确有一股“狠劲儿”。

“狠”当然不等于“恨”,却也似有某种关联:没有“恨”,又如何“狠”得起来?韩国人的这种“狠劲儿”不仅是对外,也表现在对内。笔者的印象中,大凡有韩国的名人、明星出了点什么丑闻,韩国人不像吾国百姓那样往往抱着“看热闹不嫌事儿大”的心态(鲁迅先生谓之曰“看客”),而简直是“全国共讨之,全民共伐之”,大有“再踏上一只脚让其永世不得翻身”的劲头。这样的事例听说过不少,只是笔者懒得去仔细查阅。

韩国人的这种“狠劲儿”有时还用来对待自身,如果犯了错误又被他人指责,有的人会做出“切手指”甚至“切腹”等自残、自杀行为。在这方面,前总统卢武铉大概就是最著名的一个典型:2009523日,卸任后因“贪污罪”受到韩国检察机关调查的卢武铉为证自己的清白,在家乡青山的悬崖上纵身一跃,震惊了全世界。据介绍,在接受调查期间,卢武铉对其政敌李明博接任总统后对他的“政治追杀”和媒体报导的不公颇为不满,一直辩称对其家人收钱的事并不知情,最终选择用此种激烈的方式结束了自己的生命。

如今,李明博也身陷囹圄面临各项刑事指控,而现任总统恰恰又是当年卢武铉的亲密助手文再寅,这恐怕很难说是纯粹的巧合。当然,你也不能说这肯定就是“政治报复”,毕竟还要看事实如何。但就笔者的直观感觉而言,十一位总统均遭如此下场,不得不说韩国人对自己的“领袖”还真是够狠的。而据介绍,在与韩国人同文同种、彼此仅一线之隔的另一个国家,其政坛上的“清洗”和“追杀”,手段之残酷更是令人发指。

那么,这种所谓的“恨文化”究竟是怎样形成的呢?笔者妄猜:这可能与韩国所处的半岛位置不无关联,或许是一种对外“自保”、对内争夺有限资源的意识折射也未可知。譬如与其一衣带水的日本,是一个纯粹的岛国,与韩国比起来在地理位置上更显“孤立”,其所形成的“耻文化”与韩国的“恨文化”似乎也多少有些相近之处(如果有韩国读者看到这篇博文,敬请谅解,笔者做此比较只是在“就事论事”绝无它意)。而一般来看,处于大陆的国家和地区的人们,则比较平和、大度,不过有时则显得有点懦弱,甚至形同“散沙”,不然何以我泱泱中华,曾经那样屈辱地被面积和人口都远不及吾国的日本欺负呢?——笔者乃一介布衣,并非地缘政治文化学者,上述分析纯属猜测。

其二,按说韩国既已由先前的威权国家转型为民主宪政国家,其后的历任总统竞选时多少经过“民主的洗礼”,当选后又要面对“民主的监督”,他们是如何得以“蒙混过关”上台的,执政时何以又会干出那些见不得人的糗事来呢?这至少证明,韩国的所谓民主宪政体制存在很大的缺陷。

这或许跟它的转型期不长有关。所谓“百炼”才能“成钢”,由威权体制转型为民主宪政也是需要经过时间磨炼,才能逐渐地成熟起来。笔者想起另一个转型后仍挡不住“权力腐败”的例证,就是臭名昭著的吾国台湾地区的陈水扁,他下台后被指控任内贪腐,判了二十年刑期,至今仍为“阶下囚”。而在与韩国同为亚洲“唯二”发达国家的日本,一直以来也是政治丑闻不断,最新的一个案例是现任首相安倍晋三及其夫人安倍昭惠,卷入了一所私立学校“森友学园”以低价购买国有土地和财务省为其篡改审批文件的事件,新近的民意调查结果显示,安倍内阁的支持率跌至31%,为安倍晋三2012年再次出任首相以来之最低,搞不好有倒台的可能。可见,“绝对的权力导致绝对的腐败”确为亘古不变的真理,对任何国家来说都是如此。

其三,权力者要想腐败,还得有其它条件的“配合”。凡腐败必跟经济相关,韩国就具备了这样的条件。众所周知,在韩国,长期存在“财阀现象”,一些超级财团控制着整个国家的经济命脉,而包括历届总统在内的政界要人都与商界、财界有着扯不清的关系。分析家认为,这种不正常的政商关系是在韩国经济快速发展时期所形成的,在韩国转型后也延续了下来。例如,被其国民戏称为“三星共和国”的三星集团的实际掌门人李在镕,为促成合并顺利接班三星的经营权,涉嫌向时任总统的朴槿惠及其亲信崔顺实行贿,去年朴槿惠案发,李在镕亦被牵连判刑。

本以为企业家出身的李明博可能是一个特例,因为他在当总统之前是一个身价不菲的富翁,按同为“富人总统”的特朗普的说法,富人当政的好处是无需贪渎,后者甚至在白宫组建了一个“富人班底”。然而韩国检方的起诉书指称,李明博当任总统后同样有受贿之嫌。以此来看,特朗普及其下属将来能否保证自己的“清白”,还真的不好早下断言。

由此联想到吾国,十八大以后所揭露出的大量的官员贪腐案例亦让人触目惊心。粗略地观察,这些贪腐案例也大多发生在吾国“经济腾飞”时期。而“中国模式”的一个特点就是“政府主导经济”,权力对经济的干预和介入程度很深,这就难免给“官商勾结”提供了机会。十八大以后,新的中央领导厉行反腐,战绩之辉煌为史上仅见,也反证了此前的腐败之严重。由此给吾国提出了一个新的课题:如何才能既保证官场的清廉,又能让经济较快地乃至高质量地增长呢?

从韩国的经验教训来看,其经济上的所谓“汉江奇迹”主要是在民主转型之前实现的,为韩国此后跻身于发达国家打下了基础,现如今韩国的人均GDP已达27千余美元 2016年),是吾国的三倍之多。这似乎证明,在全力追求经济发展方面,威权体制显得更有效率。不仅是韩国,吾国台湾地区的“经济起飞”也是在“两蒋时代”开始的;而同为“亚洲四小龙”的新加坡早先也是一种“类威权”的体制。甚至连日本、德国(这里指的是西德)作为二战的战败国,却能在战后崛起为世界经济强国,其背景也是美国占领军在一段时期内实际上的“威权统治”。

当然,这些国家和地区后来都转型了,转型之后的经济增速却都慢了下来,反而不如原先在威权体制下那么快。这似乎有些诡异,但若用经济学“效率递减”的理论来解释,倒也并不让人觉得奇怪;或者说这是一种“高收入陷阱”,只是它与“中等收入陷阱”比较起来,“档次”要高出一筹。何况单就效率而言,威权确有优势,因为这种体制可以避免扯皮而能“当机立断”。

然而历史也证明,威权毕竟是难以长期维持的。这或许跟人类的“贪心”是无止境的有关。用吾国的一句俗话来说,大概就是“端起碗吃肉,放下碗骂娘”。——有意思的是,没肉吃的时候反而没人骂娘,说句玩笑话,那可能是因为没有肉吃,人就没力气骂娘了,比如现在的朝鲜。而一般认为,朝鲜实行的是极权而不是威权,由此又似能推导出一个定律:极权的“生命力”强于威权,除非老百姓非但没肉吃连饭都没得吃,即所谓的“官逼民反”,或者是它自不量力地向比它强大的正义力量发动战争,如当年的纳粹德国和日本军国主义。君不见,历史上的封建王朝不是大多能“活”个好几百年吗?

如此东拉西扯,有点“不着调”,还是赶紧回到主题吧。

韩国总统们的命运如此“悲惨”,以至于李明博在捕前被调查期间曾表示:“希望此次事件能成为最后一次。”这听上去像是一种呼吁,又像是一声哀叹。如今,韩国的总统里只剩下了唯一的一位幸免者,那就是现任的文在寅。不过,文在寅能否真正成为幸免者,还需要经历时间的检验。据报道,他最近提出了一项修宪案,提请将韩国总统的任期由原先的五年改为四年,同时将原先的只能任一届改为可任两届,理由大概是这样可以“保持政策的相对延续性”。文在寅的这一提议能否如愿还要看能否获得议会三分之二的赞成票以及此后全民公决的结果。只是,有分析家认为,在历史上韩国总统的“出事率”如此之高的背景下,文在寅的这一修宪案几无能够通过的可能;即使修宪成功,也未必能保证他和他的继任者们不再“出事”。要想让韩国总统从此不再成为“最危险职业”,而是成为勤政为民、廉洁奉公的典范,还需要在任期制以外的制度改革上下功夫,而这样的改革,有赖于韩国举国上下的共同努力并经过时间的磨炼才能见效。或许只有到那时,韩国才能证明:他们的民主转型真正获得了成功。

最后,不能不为韩国检察机关和法院的“铁面无情”点一个赞,前提是他们的调查和判决既不是“政治报复”,也没有受“恨文化”的影响,而的确是“实事求是”。从这一点看,不能说韩国之前的转型完全是失败的——至少他们实现了司法机构的“独立办案”。

2018328日于竹径茶语

 

 

作者简介:未名者,江南布衣。生于20世纪50年代,下过乡,上过学,教过书,做过公务员,写过小说。中年后下海创办并主编某内部刊物凡二十多年,撰有经济政治社会法律等分析评论文字千万余言。现已退休,居于山间一寓,远离城市喧嚣。2017年开始撰写博客,每周一文,发挥余热,防止痴呆,只事耕耘,不问收获。诗云:知我者谓我心忧,不知我者谓我何求也。

电子邮箱:wmc529@sina.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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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未名 蔡未名

未名者,江南布衣。生于20世纪50年代,下过乡,上过学,教过书,做过公务员,写过小说。中年后创办并主编某内部刊物凡二十多年,撰有经济政治社会法律等分析评论文字千万余言。现已退休,居于山间一寓,远离城市喧嚣。2017年开始撰写博客,每周一文,发挥余热,防止痴呆,只事耕耘,不问收获。诗云:知我者谓我心忧,不知我者谓我何求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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