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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利制度:“上船容易下船难”——

很多专家指出,欧洲国家近年来有些“落后”的原因之一,在于多年来奉行超前而宽泛的福利主义。有福利本是好事,经济发展了,社会进步了,民众的福利自然应该增加。比如笔者认为实施“生育福利”因其利国利民就很有必要。但凡事过犹不及,若福利水平超过国家的经济发展水平和财政负担,久之就会成为甩而不掉的“包袱”。

日前在财新网读黄山先生发自伦敦的一篇文章,介绍英国的福利制度的弊端,其中引英国的残障扶助制度为例,初衷是为因工伤残疾或疾病长期无法工作的弱势人群提供必要的生活补助。但这项以现金方式发放的扶助体制,近年来却遭滥用而成为严重拖累英国经济发展的最大因素之一,自上世纪90年代推出后,从最初设计几十万申领人的规模,如今已经膨胀到每12个工作年龄人口中就有一位申领该补助的规模,笔者询问AI,它说英国的劳动人口有3400万,以此计算领取该项补助的残障工伤者竟达280多万。黄文介绍说如果算上其它各种的疾病和伤残补助,英国共有700万人在申领补助,超过全国人口十分之一;而适龄工作人群中也有470万人享有各式各样的补助。数量之多、比例之高可谓惊人。

更让人吃惊的是补助金额之高。黄文举例说,一位居住在伦敦以外的年轻人,每个月可以申领高达900英镑(约人民币8026元)的失业和住房补贴。如果他因疾病被判断为无法胜任工作岗位,该补助提升到每月免税的2000英镑(约人民币17836元)。而一位同期在工作的年轻人,如果只拿小时最低工资,每周工作40小时,缴税后的收入只有1880英镑;但英国人的平均月薪税后也仅为2100英镑。读后让人觉得,在这样的“激励”之下,说不会“养懒人”恐怕没人会信,至少笔者不信。

其实英国的福利水平在欧洲还不算是很高的,据悉北欧的一些富裕国家的福利更多、更广。最近与英国同属欧洲大国的法国,爆发多次全国性示威游行,甚至发生大规模的打砸抢事件,据报道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福利多致使政府财政无法支撑,不得不有所削减,进而引发公众的极度不满。

日前看到经济学者包特先生在财新撰文也谈到这个问题,他引用《世说新语》记载的一个故事:华歆与王朗乘船避难,途中有人请求搭船。华歆起初有些犹豫,王朗却觉得船上还有空位,于是让那人上了船。不料后来贼人追来,王朗担心受到拖累,便想把搭船的人赶下去。华歆不同意说:既然已经接受了别人的托付,怎么能因为遇到危险就抛弃他呢?最终他俩仍带着那人一同乘船避难。

包先生将此称为“王朗效应”,意喻现代福利国家的困境与这个故事颇有相似之处:政府在财政宽裕或者政治竞争激烈时,往往愿意增加福利,以图赢得公众支持;但这些福利在未来几十年需要付出的财政成本,以及可能引起的社会行为变化,却不容易在福利政策推出时虑及。

老实说笔者觉得包先生所谓的“王朗效应”用来比况现代国家的福利制度并不是十分“对板”,但这个故事中所讲的人们往往只顾眼前缺乏远虑却是时常可见的。拿福利制度来说,某一阶段的经济表现不错,当届政府有余力提高福利,自是皆大欢喜;但是经济不可能一直上行,出现起伏是必然的,等到经济衰退时政府收入减少,要想保持原来的福利水平可就难了。此时合理的做法按说应该适度削减福利,但这会引起原先受益者们的不满,不满情绪积累到一定程度就会闹事。实践告诉我们,福利这个东西,就像包先生所说的“王朗效应”,端的是“上船容易下船难”,这是人性所致,很难改变。为了保持原有的福利,这些国家的当政者只好硬着头皮继续举债支撑,长此以往又会引发债务危机,现今一些欧洲国家就面临此种双重压力。

无疑,决策部门都有工于精算的专家而不是“笨人”,对这个道理应该心知肚明,为何却往往只顾眼前、不管长远呢?原因也并不复杂:选举政治之下要想争取或保住执政权,只能尽力讨好选民。这就是为什么多数情况下政府都偏好短期行为,因为他们的任期有限。而凯恩斯主义恰恰注重短期效应,因此在政府层面更为“吃香”。

如此,又该如何解开这个难题呢?显然,从人性角度看,要求当届决策者事先预见到未来经济可能会有起伏从而约束自己的滥觞“福利主义”倾向,这跟让公众同意在困难时期削减自己的福利一样,几乎是不可能的。因此笔者的想法是:首先,福利必须要确保那些非有不可的“善举”,比如对贫困阶层基本生活的救济,又比如上面谈到的“生育福利”,这些福利除特殊情况(如爆发战争)外,政府必须要予以坚守。在此基础上,有些福利不能“锁死”而应采取灵活措施,并事先向公众申明这是有期限的,到时候如有财力可以继续实施,但不承诺会一直延续。就拿包先生所举的“王朗效应”来说:假使老两位向那个搭船者言明只能载他一段距离,届时无事可以继续让其搭乘,有事则可依约请他下船,这样既非违约,也不算有违道义。

总之,笔者对福利的看法是:属于基础的福利一定要坚持,哪怕财政自己“过紧日子”;对于中高水平的福利,财政状况较好时可以实施,但应杜绝“大开口”,以便给未来的调整留有余地。譬如之前两年吾国为刺激消费而实施的购买汽车电器等物品的财政补贴措施,其实就是一种短期的福利,但制定政策时留了有期限的“活口”,且都是“有言在先”,即便后面作出调整甚至取消公众也不会有意见。

改革开放以来,吾国经济飞速发展,已成全球第二大经济体,国民福利也随之“水涨船高”,但与欧洲国家的福利水平相比还是比较低的,这或是导致我们消费不足的一个重要原因。而欧洲国家福利制度的弊端则是“过犹不及”,我们应汲取他们的教训,不能照抄他们的做法,要牢记福利这个东西“上去容易下来难”的道理,也许“取其中”是比较现实和明智的做法。

  当然,财政收入总归是有限的,要提高福利水平,政府部门就得“精兵简政”、“节衣缩食”,同时要避免把大部分公共资金用于建设性投资而忽略民生,需知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投资搞经济的主力应该是企业而非政府。(未名日记11月1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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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未名

蔡未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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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名者,江南布衣。生于20世纪50年代,下过乡,上过学,教过书,做过公务员,写过小说。中年后创办并主编某内部刊物凡二十多年,撰有经济政治社会法律等分析评论文字千万余言。现已退休,居于山间一寓,远离城市喧嚣。2017年开始撰写博客,每周一文,2018年7月开始每日兼发微博。发挥余热,防止痴呆,只事耕耘,不问收获。诗云:知我者谓我心忧,不知我者谓我何求也。 电子邮箱:wmc529@sina.com 欢迎关注我的微信公众号:未名周记(每周一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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