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文笔记：养老金与失业金，孰先？——

以下为笔者阅览野村证券首席经济学家陆挺先生所撰《政策如何提振消费》一文（见于财新网）的读文笔记之三，也是最后一篇。

陆文的后半部分谈到，此次房地产下行并非简单的周期性现象，而是高速发展20多年之后必然面临的重大结构性调整。他指短期内确实需要大幅提高中央对地方的转移支付来保障地方政府的基本运行，但从长远来看，需要对中国的财政体系进行必要的调整改革，从改进养老和医疗等社保领域入手来提振消费。

对此笔者表示赞同。也就是说，政府今后的财政支出应该从过去的重投资、重基建向重民生、重社保的方向倾斜。因为普惠性社保水平的提高肯定有利于提振消费，这个道理不用多说，现在几乎已成了经济学界的共识，只是具体如何操作的意见有所不同。

如陆先生指出，针对当下的经济形势，经济学家们似乎形成了一个共识，就是给全民发钱或消费券，以刺激消费和拉动内需，让经济满血复活；但他认为发钱有特定的前提，不能一概而论，在没有剧烈外部冲击的背景下，要对全民发钱极为谨慎，并指给全民发钱或消费券的最佳机会已经错过，不应该成为政府的基本选项；发钱应针对特定弱势人群，政府可借执行“更加积极财政政策”的机会，为弱势人群增加基础养老金和医保财政补助，扭转贫富过度不均的局面，兼顾拉动消费、促进公平和提升未来经济增长潜力。他指出，前些天高层会议的公告中已提出“适当提高退休人员基本养老金，提高城乡居民基础养老金，提高城乡居民医保财政补助标准”，估计2025年将会在这些方面有所作为。

不过笔者对陆先生关于发钱的看法略持异议。首先，他所谓发钱的“最佳机会”，大概是指新冠疫情比较严重的那几年，但是疫情期间虽然经济民生都受到较大冲击，但实际上疫情过后的这两年，经济遇到的困难并未减少，且困难还不是缘于“外部冲击”（事实上这段时间的外需反而比较旺盛），而是内生的结构性缺陷积累所致。故此窃以为发不发钱不能简单地看是否受到“剧烈的外部冲击”，最终的判断依据还是要看百姓的钱袋子是鼓起来还是瘪下去。陆先生说发钱的“最佳机会”已错过，从逻辑推理，此话是否暗指疫情以后的经济已全面复苏？这恐怕与当前的现实情况不尽相符，否则的话当局又何需提出2005年的财政政策要“更加”积极有为，货币政策从“稳健”转向“适度宽松”？

其次，加强社保投入是鼓励消费的必然之举，但这是一个“慢变量”，起码要几年之后才能见效；而发钱属于“快变量”，其好处是可解“燃眉之急”。因此窃以为周全之策是“双管齐下”，既考虑长远，也顾及当下。

再次，陆先生主张提高基础养老金和医保补助，这当然是加强社保必须要做的。然而这同样也有一个“轻重缓急”之分，笔者认为，就城市居民特别是公职人员的养老金来看，现时的水平相对而言还不算很低，当前最需要提高的，除了明显偏低的农村居民养老金，还有城市居民特别是年轻人的失业救济金和租房补贴。一方面，近期青年失业的比率明显高过其他人群，而现行失业救济金发放的条件较为严格，标准也较低，因此笔者认为加强社保的当务之急是提高失业救济的金额和覆盖面；另一方面，医保补助固然也需要增加，相比之下，就目前的情况来看发放租房补贴可能更有针对性。陆文中还提出发放生育补贴，对此笔者也表示赞同。

  其实，所谓消费就是花钱。说来说去，都涉及到一个钱从何来的问题。过去两年政府已发行了好几万亿的特别国债，未来肯定还将会增发，关键还是如何选择这些钱的优先方向。诚然，就GDP增长而言，花钱投资一些建设项目可以直接见效，这就是为什么2024年在有效需求特别是消费不足的情况下，我们的宏观经济还能保有5%的中高增速；而花钱让百姓们去消费，在“保增长”方面可能就没那么“快捷”了。这也许是决策部门在这一问题上颇费踌躇的重要原因。（未名日记1月7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