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来想去，还是应该“发钱”——

之前笔者在几篇小文中谈到增加消费对吾国经济持续发展的十分重要性，这里再介绍万博新经济研究院院长滕泰先生的相关观点。近日他在财新网发表的一篇文章中指出，改开以来，我们曾经天真地以为，只要不断扩大投资，生产更多的产品，建设更多的住宅、道路和桥梁，经济就能持续增长，没想到这些基础设施、产能、产品、服务全都过剩了——原来，光有庞大的投资和生产能力还不行，还得有同样大的消费能力，才能让经济良性循环起来。

滕文指出，由于普遍的供给过剩和需求不足，各行各业都逐步感受到了经济下行带来的凛凛“寒气”。与此同时，几十年形成的体制和政策惯性还在持续不断地扩大投资、扩大生产，财政资金还被源源不断地被投入到各种低经济回报、低社会效益的项目中，不仅挤占了消费，长期这样下去，很可能陷入“过度投资陷阱”。

滕泰认为，造成中国经济内需不足的本质原因是中国所特有的消费压抑现象。他指消费是人类一切投资和生产活动的终极目的，如果一个经济体的消费不够活跃，就如同人体的消化能力、吸收能力很差，食物和营养长期堵塞在肠胃、血管中，身体怎么能健康？应该说，他的这个比喻很形象。

那么，应该如何像滕先生所提出的“从消费压抑到消费繁荣”？首先当然是观念的转变。对此最近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已传递出明确的信号，将“增消费、扩内需”列为明年的首要任务。其次，还需要有具体的改革措施。笔者在学习一些专家的相关论述后，简单总结为以下两条。

其一，必须将政府财政从过去的“投资性财政”转向“民生性财政”。就是说，今后的财政支出应该更多地投向社会保障建设，提高我们的普惠性社保水平。社保水平提高了，国民才有底气降低自己的储蓄率而用于消费。这是一个不言自明的道理。

其二，投资社保十分重要，但它毕竟是一个“慢变量”。从当前来看，若想较快地提振消费，最好的办法就是“发钱”。这一点域外一些国家已有成功的经验，值得我们借鉴：无论是十几年前全球金融风暴来袭，还是几年前新冠疫情暴发，他们用来稳定社会经济的办法可谓“简单粗暴”，那就是“普降甘霖”，向全民发钱供他们在困难时期用于消费。

关于发钱，笔者想多说几句，简述如下：

首先，还是抄一段滕泰先生文中的原话：“2020年，面对疫情带来巨大冲击，欧、美、日、澳等西方国家普遍都采取了大幅降息、大规模发钱等方式来扩大总需求，中国则既没有大幅降息，也没有大规模发钱促消费，而是把力量用在恢复生产、恢复供应链、扩大出口等方面——西方降息、发钱后需求旺盛，但是没有完整的供应链，因而需要采购中国的产品；中国虽然自身需求不足，但是有完整的供应链，受到西方需求的刺激，出口暴涨，产能和产量迅速扩大——虽然特殊阶段迅速扩大的中国产能正好被膨胀的西方需求所吸收，但是，一旦特殊阶段过去，也为后面进一步的产能过剩和总需求不足埋下了隐患。再加上西方开始对中国出口采取贸易保护主义政策，内需不足的问题就更加严重。”

其次，谁来发钱？当然是政府。政府的钱又从何而来？要知道现在财政吃紧，且政府之前就欠了很多债务（尤其是地方政府），这几年为了控制新冠疫情亦以及疫情过后的投资保增长，又增加了不少债务，仅特别国债就有好几万亿，难不成还要再举债来发钱吗？答案恐怕是肯定的。所谓“更加积极有为的财政政策”，就是要提高财政赤字率，发行更多的债券以筹集资金，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要为此提供支持。问题只在于新增的债务用于何处，是继续投资基建和一些制造产业，还是发钱给百姓消费？

再次，发钱消费会刺激通胀，美国的实践已经证实了这一点。但是第一，吾国现在面临的是通缩，倘若通胀能有所上升，反是件好事。当然钱发得太多导致通胀太高，好事又会变坏事，这也是美国的教训。有此前车之鉴，我们的发钱可以控制在适当的程度。但发钱可以刺激消费这也是肯定的。退一步讲，就算出现了通胀上升过快的苗头，也可以早点通过政策的转换来加以调控。比如，当CPI升至3%—4%的时候，政策就可以转向，停止发钱并加息。总之，先要让消费上去，让经济活起来，然后再考虑后面的事。如果把增加的政府债务继续用于投资基建哪怕是一些新兴产业，即使此后能传导到消费，又得经过多长时间呢？何况前两年的实践已证明，至少投资基建已出现明显的边际效应递减。

最后，政府借钱发钱，听上去似乎不符合“按劳分配”的原则。然而，这其实相当于征收了一道特别税，只不过它是真正的“取之于民，用之于民”，可以理解为是一种社会财富的再分配，接近于有些经济学家提出的建立“国民基本收入”制度的构想，这总比借钱搞那些低收益乃至无效的投资要强，因为国民的消费会带来有效投资。其次，发钱是特殊时期的特殊措施，等到经济恢复正常的增长态势，政策也可以随之恢复正常。那么，发钱所欠下的债务将来怎么还？对此笔者只想问一句：以前欠下的旧债又该怎么还？结论是旧债怎么还，新债就怎么还，没有质的区别，只是量的多少。

总之，笔者想来想去，觉得发钱乃是增加消费最直接有效的办法。除此以外，还有什么招数可以“立竿见影”呢？至于钱具体怎么发，要发多少——顺便说一句，滕泰先生在文中提到两年前他就曾呼吁，应出台不低于10万亿元规模的救助计划，主要以向中低收入者发消费券等主要方式扩大消费需求。笔者觉得，是不是要达到10万亿的量级可以讨论，但规模小了肯定是不顶用的，10万亿平均到每个国民也就不到1万元——那属于“技术性问题”。关键是要先把基本道理想清楚。

滕先生在文中还描摹了一幅消费繁荣以后的远景：“一旦我们在拥有14亿人口的大国建设消费型社会，中国必然成为全球最大的消费市场，不但中国自身的经济循环和经济繁荣问题可以解决，中国巨大的消费市场还是我们新时期最重要的国际竞争力。”没错，我们常说吾国的市场如何之大，在很大程度上是指14亿人口本应具有的消费规模，这也是那些跨国企业青睐吾国市场的根本原因。但如果我们的消费上不去，生产的东西自己都难以消化，那些外企又如何指望在吾国拓展市场呢？

  当然这是“远景”。就眼下而言，还是应该用发钱的办法先将消费刺激起来，然后再做长远的打算。这就是笔者反复思考后的结论。（未名日记12月19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