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造业够靓了，该“刺激”服务业了——　　

谁都知道吾国经济当前遇到的最大困难是“有效需求不足”——准确地说是有效的内需不足，因为过去的两年外需很“给力”，遂使吾国的出口表现相当不错，成为经济增长的一大支柱；更准确一点说则是消费不足：近期的同比增长率已降到只有2%左右。以此推断，提振消费应该成为吾国经济下阶段扩大内需的重要抓手（或许应该加上一个“最”字）。

知其然还得知其所以然，吾国为何会消费不足呢？论起来原因有不少，但最主要的原因，恐怕还是分配结构有问题，即居民部门的收入占比过低，之前曾有经济学家给出过翔实的分析。

为此，很多专家都主张政府大规模地给居民“发钱”以供他们增加消费。不过管理当局对此招似乎并不是很感冒，迄今只是给贫困阶层发一些补助，或者在节假日时由地方发一些少量的消费券。政府自然有它的难处，虽然财政看起来“财大气粗”，实际上已经没有多少“余粮”，债务倒是堆积了不老少，如果真的要普惠式地“发钱”，意味着还得继续透支。何况在管理层看来，“钱要用在刀刃上”，因此虽然下狠心增发了好几万亿的特别国债，除了帮地方化债，大部分还是投向各类建设项目上。

常言道“救急不救穷”，笔者也认为“发钱”并非长效机制，可能会在某一阶段、某种程度增加消费，但终究只能起到“授之以鱼”的作用，从长远看还是应该想办法“授之以渔”。最近看到复旦大学经济学院院长张军先生发表在“第一财经”的一篇文章，他指“恢复和改善居民收入是当务之急”，而服务业和建筑业（笔者觉得建筑业是为房地产和基建服务的，也可以归类为服务业，以下统称服务业）是家庭就业和收入增长的绝大部分来源，疫情后这些领域恢复乏力，直接影响到家庭的可支配收入；反观制造业在过去四年的产能却恢复较快，生产继续扩张，宏观通缩压力也由此产生。为此，他主张稳增长的政策倾向必须从制造业为主转移到以服务业为主。

张文指出，过去我们的稳增长政策主要以制造业为重点，甚至我们整个政府体制都是围绕生产而形成的。这个做法在我们30年前需要加快推进工业化的阶段是发挥重要作用的，但这个模式难以长期维持下去，不然宏观上必然会面临再平衡的内部压力和外部压力。结果是一方面上游的国有大企业尤其是装备制造领域的大企业，受国家政策的支持依然保持产能扩张；另一方面为了求得生存，绝大多数下游的中小型制造业企业即使不挣钱也仍然继续开工生产。这导致制造业部门更为严重地内卷：生产在扩张，价格在持续下降，而且多数情况下制造企业不挣钱已是事实。

笔者也认为这的确是一个问题。实际上吾国的制造业之强大在全球可以说已无出其右。笔者曾戏说，以吾国的制造供给能力，除了粮食和能源，若开足马力生产，可以满足大部分国家的需求。这是过去几十年吾国重视制造业发展所取得的成就，但也因此给我们带来“幸福的烦恼”。盖因全球的供给不可能由我们“独家包揽”，否则其它国家的制造业都要“喝西北风”了。在世界地缘政治关系十分紧张的当下，各种针对吾国的“小院高墙”正在筑起，尽管它们的做法有违WTO的规则，但有些事情属于“天要下雨，娘要嫁人”，是没有办法阻挡的。人类的“贸易自由”跟其它“自由”一样，很难做到“完美实现”。

因此，我们的眼光和政策不能只盯在制造业这“一棵树”上，应该适时地转型，至少要争取制造业和服务业“两条腿走路”。

更重要的是，如张军先生所说，稳增长政策的重点应该是稳内需（外需不由我们掌控），稳内需的重点是稳就业和家庭收入而不是稳生产；如能出台一揽子金融与财政刺激政策帮助服务业更快恢复，就能保持和扩大就业增长，恢复和改善居民收入状况。

笔者同意他的看法。之前“未名日记”曾引用专家之言指出，除了比制造业更能吸纳就业，服务业的另一个优点是它基本上都是“轻资产”，因此不存在“产能过剩”的问题。也正因为如此，笔者认为，发展服务业的政策并不像对制造业那样需要投入大量资金来“刺激”，而更在于政策的宽松，以此来鼓励“大众创业，万众创新”。

无论如何，加快发展服务业是增加居民收入从而扩大内需的必由之路。（未名日记10月14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