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谈徐先生的“经济三策”（之二）——

笔者昨天在（之一）中说到，经济学家徐高先生在其一篇近作中提出了一个“发人深省”的观点：“当一个对投资回报率不敏感的经济主体，和一个对投资回报率敏感的经济主体，在同一个市场中竞争时，最终多半是对投资回报率不敏感的经济主体胜出，这是因为后者的投资强度没法赶上前者。”他因此认为吾国的储蓄过剩和投资过剩恰是在当今国际市场竞争中的一个“巨大优势”。

略知一点经济学常识的人读后难免持有疑虑。徐先生显然已经预料到了会有反对意见，所以他在文中对自己的观点进一步做出阐释。他说：当代西方主流经济学认为，储蓄和投资本身都不是目的，而只是为了在未来获取消费的手段，因此资本会追求储蓄和投资的回报率；然而我国的储蓄行为与当前西方主流经济学的看法不尽一致，“我国储蓄的目的并非完全是为了在未来获得消费，而一定程度上变成了在微观层面上做大做强企业，宏观上做大做强我们的祖国。我们甚至可以说，我国很大程度上是在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而储蓄’”。

“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而储蓄”——笔者孤陋寡闻，徐先生提出的这一“口号”还是第一次听到。这里需要提及的是，徐先生在解释为何吾国会出现储蓄过剩和产能过剩的现象时又说：这是由于我国初次分配中流向企业部门的收入缺乏向居民分红这一个二次分配的调节手段，因而刚性地转变成了储蓄和投资，在他看来，由此导致的储蓄过剩和产能过剩，不期然却成了我们在国际市场竞争中的“巨大优势”——颇有些“无心插柳柳成行”的意思。

虽然徐先生指吾国的储蓄和投资与当代西方主流经济学的观点不一致，前者不像后者那样追求“利润最大化”，但他同时又说，吾国这种“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而储蓄”及投资的做法，与西方学界讨论的“资本主义精神”有异曲同工之妙。为此他引述了马克斯·韦伯在其名著《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中的一段话：“既要挣钱，而且多多益善，同时又要力避一切本能的生活享乐……人活着就要去赚钱，就要把获利作为生活的最终目的。经济获利活动不再作为人满足自身物质需要的手段而从属于人了……它是极其无理性的，但却显然是资本主义的一项指导原则。”徐先生称后来有经济学家将其总结成“为上帝而储蓄”，而不是为未来的消费而储蓄。接着徐先生再抛惊人之论，称“在实现资本的快速积累方面，我国的储蓄过剩与韦伯讲的资本主义精神有相通之处。”

很惭愧，笔者没有读过韦伯的原著，也不知道他提出的“资本主义精神”是否像徐先生所认为的储蓄和投资并非是为了未来的消费，而只是为了获利而获利……你还别说，现实生活中那些腰缠万贯的富豪们，他们的储蓄也好投资也罢，还真的不是为了满足自己和家人的消费，因为他们的钱已经多到几辈子甚至几十辈子都花不完，然而他们仍在孜孜不倦地从事牟利活动，比如年过九十的“股神”巴菲特，至今仍活跃在投资场上。没错，这些超级富豪们确实已经不是在为私人消费而储蓄投资，他们的经济活动真正做到了韦伯所说的“人活着就要去赚钱，就要把获利作为生活的最终目的”。

然而，对于生活在现实世界中的绝大多数人来说，这种所谓的“资本主义精神”实在有些奢侈了些，百姓们的储蓄和投资，首先还是为了满足消费，或者换句话说，让自己和家人的生活得更好些。即使有些富豪的储蓄和投资已不是为了自己的消费，而是如韦伯所说的将获利本身当作了经济活动目的，但是请注意“获利”这个词，也就是说他们还是要追求“赢利最大化”的，因此仍未脱离“资本逐利”的本性，并非像徐先生所夸赞的那样即使回报率很低乃至没有回报也要继续扩大投资。

更让笔者觉得有一点搞笑的是，徐先生还联系吾国的储蓄过剩和投资过剩现象，称其“与韦伯讲的资本主义精神有相通之处”，反倒是“当代的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早已偏离了‘资本主义精神’，而日益变成追求消费和享乐的国家，其结果自然是其资本积累速度和经济增速的下降”；而“当失去了‘资本主义精神’的西方国家碰上‘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储蓄’的中国，自然是后者对前者的赶超。”

呵呵，这大概就是古人所说的“语不惊人死不休”。按徐先生的说法，当代资本主义其实已不是真正的资本主义，反倒是社会主义的我们继承了“资本主义精神”的衣钵，即储蓄和投资不再追求资本回报率，而只是为了占有更多的市场，打败那些一心追求“赢利最大化”的竞争对手……是这样的吗？

这个议题实在太大了，笔者缺乏足够的学识也不想“参乎”深度讨论。唯有一点疑问：既然徐先生如此推崇所谓的“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储蓄”的方式，为何他又在文中仅仅将其列为“中策”呢？

容后再聊。（未名日记4月1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