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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谈徐先生的“经济三策”(之一)——

中银国际证券首席经济学家徐高先生日前在其公号发表了一篇文章,为吾国经济出谋划策,多家媒体有转载,笔者得以拜读。徐先生的文章很长,有数据有图表,作为经济学外行的笔者看起来颇为吃力。所幸徐文的条理比较清晰,称在收入分配结构导致消费不足的形势下,当前吾国经济有上中下三策可选。

哪“三策”呢?徐先生分而述之:上策是通过收入分配改革,增加居民收入占GDP比重,从而增加经济中的消费占比以实现转型;中策是在消费仍然疲弱(收入分配改革进展有限)的前提下,继续通过刺激投资来创造需求、稳定增长;所谓下策,则是在收入分配改革未取得实质性进展时,停止刺激投资,甚至打压投资。

按说,既有上中下三策,自然应该首选上策,徐先生在文章中也说,“上策才是我国的最优选择”。然而看他行文的意思,好像还是更倾向于中策,也就是继续以加大投资来拉动经济增长,并在文中分析了吾国在这方面的“巨大优势”。

有意思的是,徐先生将吾国的这种优势描述为“储蓄过剩和投资过剩”。在一般人包括笔者的认知中,“过剩”似乎不是什么好现象,何以徐先生却视之为吾国的“优势”?他解释说,投资拉动的模式“当然有其消极的一面,可能(笔者按:恐怕不仅仅是可能)产生过度而低效的投资,意味着经济增长果实不能充分转化为居民福利提升,还会带来经济结构的失衡和需求不足,以及随之而来的经济增长内生持续性的缺乏”。看起来徐先生对“过剩”现象的各种弊端“门儿清”。然而他话风一转又说,这种增长方式“也有它积极的一面,储蓄过剩和投资过剩,本身就意味着我国更快的资本积累速度和随之而来的更高经济增速”。

徐先生这样解释似乎符合“一体两面”的辩证法则,但笔者感觉有些失之于“圆滑”。幸而徐先生接下来给出了一个具有学理性的分析,概言之:我国消费不足的重要原因是消费和投资的规模不受投资回报率这一价格指挥棒的调节,也就是说,我国对投资回报率不敏感,即使投资回报率很低了也会继续投资,而在其他更加市场化的国家,很难这样做。

笔者不觉有点发懵:徐先生说的“对投资回报率不敏感”难道不是一种“缺点”吗?怎么反而成了“优势”呢?只见他如是解答:“当一个对投资回报率不敏感的经济主体,和一个对投资回报率敏感的经济主体,在同一个市场中竞争时,最终多半是对投资回报率不敏感的经济主体胜出。这是因为后者的投资强度没法赶上前者。”

原来如此!这似是徐先生的一种“弊中见利”。笔者试着将其转换成老百姓的通俗话语来说:虽然我的盈利能力不如你,但是架不住我的钱比你多,若是两相竞争,我可以用钱来把你“砸倒”!

无巧不巧,正好笔者前几天发了一篇《GDP是“量”,利润是“质”》的小文,指我们以往过于看重“产值”(GDP),而对“利润”即资本回报率重视不够,这不符合“高质量发展”的理念。看了徐先生此文,方才知晓“另有高见”。

不得不承认,徐先生所言不仅仅是一种“理论”,也是一种现实。诚如他所说:“事实上,我国已经在一个又一个的行业里展现了这种资本成本优势带来的竞争力。只要我国越过了某个行业的技术门槛,产品为市场所认可,我国就会依靠大量对回报率不敏感的投资而占领这个行业,并最终让这个行业产能过剩。最近正在重演这个故事的行业就是汽车行业。”

这可真的有点把人给震倒了。笔者之前只知道不重视资本回报率的投资容易沦为低效投资乃至无效投资,虽然表面上能拉动GDP增长(任何投资肯定都能转化为GDP),但这样的增长难免含有“水分”,而且还会导致债务高企等各种弊端。然而笔者没想到的是,如徐先生所说,这样的投资方式有一个好处,那就是可以迅速地扩大乃至占领市场!

不仅如此,徐先生对此还有更深一层的“理论阐述”。惜乎笔者脑力不逮,只能慢慢地“咀嚼消化”。下篇再谈吧。(未名日记4月1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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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未名

蔡未名

1985篇文章 1天前更新

未名者,江南布衣。生于20世纪50年代,下过乡,上过学,教过书,做过公务员,写过小说。中年后创办并主编某内部刊物凡二十多年,撰有经济政治社会法律等分析评论文字千万余言。现已退休,居于山间一寓,远离城市喧嚣。2017年开始撰写博客,每周一文,2018年7月开始每日兼发微博。发挥余热,防止痴呆,只事耕耘,不问收获。诗云:知我者谓我心忧,不知我者谓我何求也。 电子邮箱:wmc529@sina.com 欢迎关注我的微信公众号:未名周记(每周一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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