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违规举债”≈“滥用职权”——

前几天，湖南省湘潭市委原书记曹炯芳因违规举债被移送司法起诉，该消息由湖南省纪委监委官网最新的反腐系列报道所披露。据报道曹炯芳先是在在2022年因涉嫌受贿罪被提起公诉，2023年又被追加指控犯有滥用职权罪。

财新网就此发表“火线评论”说，曹炯芳成为首个因违规举债被诉滥用职权罪的市委书记，是一个清晰且明确的警示信号。过去，违规举债多是（行政）问责，被司法起诉的几乎不见。违规举债多以“政绩”旗号出现，实则危害甚巨。其中不少还是为了一己私利，对这种行为理应予严惩。笔者紧接着又见最高检2月7日发布消息称，贵州省政协原党组成员、副主席李再勇涉嫌受贿罪、滥用职权罪一案而被检方提起公诉。起诉书指控李再勇在担任贵州省多地领导职务期间，不仅利用职权为他人谋取利益，非法收受他人财物，数额特别巨大，还在担任六盘水市委书记、市城乡规划建设委员会主任期间，违规开展工程项目建设，盲目举债1500亿元，致使公共财产、国家和人民利益遭受重大损失，检方认为依法应当以受贿罪、滥用职权罪追究其刑事责任。

也许属于“巧合”的是，2月5日，据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网站消息，贵州省委原书记孙志刚因严重违纪违法问题被开除党籍；而并非“巧合”的是：贵州是吾国当前地方债问题最为严重的地区之一。

这让笔者联想起其它的地方债务，可以想见其中相当一部分亦属于地方官员的违规举债，遂使地方债成为吾国当前的三大风险源之一。

众所周知，十几年前爆发全球金融危机，吾国紧急推出“4万亿”刺激经济计划，自此打开了地方举债的闸门。应该说“4万亿”计划当时为吾国的“稳增长”起了积极作用，但问题在于此后一些地方官员似乎尝到了“甜头”，尽管上头三令五申加以管控，有些地方仍私下以各种名目违规举债，导致地方债务越积越多，近年来的增长速度甚至超过了GDP增速，以当地的财政收入已无力还本付息，因此出现了债务违约的风险，致使高层严令各地拿出“化债”方案。如今终于以曹炯芳、李再勇为例被控以“滥用职权罪”——老实说，如果对此种行为早就刑法伺候，也许地方债还不至于严重到此种地步。这背后恐怕也折射出某种“GDP挂帅”的影子。

曹、李两案反映出的另一个问题是：为何地方主政者在违规举债问题上能够如此“为所欲为”？缺乏制度的刚性制约是重要原因，但他们的违规举债还得有人愿意放债。这就涉及到地方政府与金融机构之间的关系。很显然，如果没有后者的“配合”，曹、李等人的违规举债也很难得逞。鉴于吾国的银行基本上是国有控股，且各地现在都有本埠的商业银行，在地方政府的压力之下很难顶得住。由此可见除了上级的督查，必须还要在制度设计上保证金融机构某种相对的“独立性”，让它们有底气拒绝曹、李这样的地方大员违规举债的要求。

值得注意的是，正如财新“火线评论”所指出的，违规举债者往往根本不在乎债务的偿还。如在反腐系列片中，曹炯芳自认地方政府是不会破产的，至于项目能不能盈利，债务还不还得上，全不在他们考虑之列。而李再勇则说得更加直白：如果当时借的这些钱要由自己来还，他肯定不会去借，但是由政府来还我就去借了，反正过几年一换（岗位）拍屁股走人，后边自有继任者承担。

   这让笔者又想起之前有一种“自己的孩子自己抱”的提法，当时笔者就曾对此存有疑问。盖因吾国实行的是“单一制”，地方政府不可能因无力还债而宣告破产，所以他们的“孩子”无法做到让他们“自己抱”。为此，今后上级部门还是要督促下级必须严守财政纪律，未经批准不得擅自举债，否则就要像曹、李那样被控以“滥用职权罪”而吃官司。惟其如此，才能堵住地方违规举债的漏洞。（未名日记2月8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