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联的“芯片之城”何以失败？——

当前中美之间的“竞合”已经拉开了架势，笔者曾指出，就一般的制造业而言，吾国具有相对的优势。比如在基础设施建设方面已经明显超过美国，此外在新能源汽车、机器人以及造船业等等领域也是居于领先位置。而美国所依仗的是其高科技尤其是芯片产业上的优势。最近笔者看到西南科技大学法学院副教授王佐发在澎湃新闻上的一篇文章，从法律经济学的视角阐述芯片产业发展中政府与市场之间的关系。文章回顾了芯片产业的发展里程，其中说起一件往事，引发笔者的思考。

文章说到，早在上世纪六十年代，当时的苏联就专门建设了一座“芯片之城”——泽列诺格勒，以期能够“硬刚”美国的硅谷。为此克格勃动用大量人力物力，在全球范围内搜集芯片技术和设备，到八十年代，苏联已经获得制造半导体所需的所有设备。在泽列诺格勒，苏联组织科研技术人员用搜集到的芯片技术和设备仿制国外的芯片。遗憾的是苏联的芯片制造技术及其产品总是落后于硅谷5年，而在尖端科学领域，这就等于失败。到了九十年代，这场苏美之间的芯片竞争终以苏联的解体而告终。

王先生在文中简略分析了苏联“芯片之城”失败的几个原因如下：其一，政府过度干预芯片制造研发专业团队；其二，过度依赖军用客户，缺乏民用市场的支撑；其三，缺乏与国际供应链的连接。

笔者认为，相比较而言，苏联当时的短板恰是美国的长处。美国政府对芯片产业的扶持也是不遗余力，但主要是以资金补贴等手段激励相关的民间企业，而不是直接组织科研人员攻关。鉴于民间企业本身的特性，其研发目标不限于满足政府和军方的订单，“自然而然”地还会瞄准民用市场，这样才能争取自己的“赢利最大化”。苏联“集中攻关”的模式虽然也取得了不少尖端的科研成果，比如当年的人造卫星还先于美国上天，现在的俄罗斯的高超音速导弹据称还超过了美国；但是在民用领域，无论是过去的苏联还是如今的俄罗斯都乏善可陈，被美国甩下不止一条街。这其中的原因，或正在于美苏（俄）研发高科技的模式和路径的不同。

如今的美国似又在“故技重施”，如王先生所指出的，去年拜登政府颁布的《芯片与科技法案》，旨在通过政府与市场的有效合作，推动包括芯片产业在内的高科技产业发展。欧盟随之也颁布《欧盟芯片法案》，将在2030年之前投入110亿欧元的政府资金，用于鼓励芯片的研发。在此基础上，欧盟还将向芯片生产部门提供320亿欧元的资金。这些措施看上去并无多少“新意”，不过可以肯定的是，欧美芯片产业的具体研发还是要靠民间力量，政府提供的只是资金激励和协调服务，因为它们的经济本来就以民间企业为主体。

吾国比当年的苏联和现在的俄罗斯无疑更具有竞争优势。首先，吾国也有“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体制特点，改革开放以来在政府的主导下引进学习了西方的许多科学技术；其次，也是更重要的是，这些年吾国的民营经济有长足的发展，在产权制度和盈利最大化的激励下，它们“自带”追求创新的基因，在高科技领域取得很多进展，同时也将科研成果广泛运用于民用产品，这是苏俄所不及的。最新的一个例子无疑是不久前美国商务部长雷蒙多访华之际，华为公司发布了一款名为Mate60Pro的新手机，在5G技术领域取得了新的进展，意味着它有可能成功突破了美国的技术封锁，令整个西方为之震惊。而众所周知，华为正是一家民营企业。

因此，虽然在芯片研发制造方面我们跟美西方还有不小的距离，但笔者相信，在政府的大力扶持下，只要坚持科研和制造“民营化”的方向，我们就不会重蹈苏联泽列诺格勒“芯片之城”失败的覆辙，与美国有得一拼。

  展望未来，中美之间真正的竞争或许还不在“高层建筑”领域，而是在基础科学研究这些“地基”的构筑上，因为这些方面需要更自由、更开放的社会环境。最近正逢今年的诺贝尔科学奖陆续颁发，获奖者仍然多为发达国家的科学家及其研究成果。而诺贝尔科学奖虽然不是“绝对标准”，但无疑可以作为衡量基础科学发展水平的一个参照系。遗憾的是迄今为止吾国只有一位医学科学家屠呦呦曾获此奖，有朝一日吾国专家若能更多地获得诺贝尔科学奖，那将就证明我们的基础科学研究在迎头赶上。（未名日记10月8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