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方债务的“前世今生”（之四）——

话多招人烦，本组系列短文已经写了好几篇，是该收手了。最后一篇要说的是最后一个问题：面对堆积如山的地方债务，该如何化解？

前不久中央层面提出了“一揽子化债”的政策要求，对此财新的“火线评论”也谈到了一些化解地方债务的思路。笔者觉得，说起来这个问题并不复杂，所谓“化债”，简单而言，一是要不要还？二是要还的话怎么还？

欠债还钱，天经地义，这是市场经济最重要的规则之一，否则的话市场就完全乱套了。“要不要还”看似是个伪问题，其实不然，比如美国的国债就是只付利息，本金的归还遥遥无期，何况吾国政府债务的“债主”多为国有控股银行，大家都是“自己人”，迟还早还都是可以的。事实上现在不少银行对此都采取了延期还债或者“借新还旧”的缓解方式。麻烦在于有些地方政府已经连债息都付不出了。所以这就不能不牵扯出第二个问题：要还的话又该怎么还？

“火线评论”说：从根本而言，地方财力要补上偿债缺口，核心是要解决经济增速下降造成的财政收入的减少，因此，如何在粗放型向高质量发展的换挡期实现稳增长，是化债政策的重中之重。——这当然是对的，不过从眼面前来看，要通过增加财政收入来还债，需要“久久为功”，而对已经“揭不开锅”的一些地方来说，此计恐是“远水救不了近火”。

评论指出，目前地方财力的缺口，除了房市式微对土地财政的影响，也包括过去三年新冠疫情的冲击，造成额外的地方财政赤字，根据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院长白重恩教授的研究，三年总共约有4.2万亿元，白教授也据此提出了政策建议：发行特别国债来填补缺口。

这当然也是一种办法。但是，诚如评论所指出的，中国的现实是中央财政从来没有余钱，80%的收入用于了对地方财政的转移支付，如果地方债务问题都让中央财政接手，那就只能向央行求助，难免走向债务货币化之路，这样的话无异于全民埋单。且不论对通胀的影响，首先会带来巨大的道德风险，那就变成了债务的代际转移，是对下一或几代人的极度不负责任。

听起来怪吓人的。所以“债务货币化”之路是行不通的，不到万不得已，应该不会出此下策。当然，中央层面适当地增发一些国债来置换部分地方债务，这是可以考虑的。但面对地方如此巨大的债务余额，像白教授所说的发行个几万亿特别国债，恐怕也只能填补部分窟窿。

那么，可不可以让地方政府出售部分资产来还债呢？理论上是可行的，从实际情况看，这些年虽然地方政府的债务越积越多，但与此同时其手里拥有的各种固定资产也增加了不少，卖掉一部分来偿还债务，看起来是应然之举。不过这一政策思路大概会遇到两个障碍：一个来自于市场，即在当下的行情下，会不会有人“接盘”这些资产？另一个障碍则来自于意识形态，即会不会有“国有资产流失”之嫌？

评论又说：“从内在动力机制看，地方债务无限制膨胀，主要是地方财政软约束，造成了财政纪律松弛症越来越严重。因此，一揽子化债是不够的，中央政府和市场都不是万能的，需要多管齐下的结构性改革，才可能走出困局。”这当然又是对的，即化债的同时必须要推进改革，方能“治本”。但如前所说，改革不可能立竿见影，而化债却迫在眉睫。

总之，地方债务问题之严重，已经到了真正需要“壮士断腕”的时候了，谁也没有什么“灵丹妙计”，只能老老实实地遵照市场规则办事。除了技术性的化债，更需要推进真正的改革。与此同时，还必须下决心过“紧日子”，包括在未来一段时间里做好迎接经济增速进一步下调的准备。——笔者这样说的逻辑依据在于：既然过去一个时期的中高速增长在很大程度上借助了“高杠杆”即高债务的作用，那么，如今要化债，就必然要降低杠杆的长度，经济增速自然也会随之下调，直到改革焕发出新的动力，从而迈上“高质量发展”的轨道。

总之，任何债务都不会凭空消失。地方举债的闸门即便不能完全关闭，也必须予以收紧。回过头来看，当年不许地方举债的规定看似“保守”，其实并非其来无自，盖因此闸一开，固然在某种程度上起到了“保增长”的作用，但也会付出相应的代价。无论如何，今后吾国的经济增长，再不能继续依赖于“高杠杆”，而应更注重以创新来提高质量，哪怕增长速度低一些。前事不忘，后事之师。我们的确到了应该转变增长方式的时候了。

  总算写完了，就这样吧。（未名日记10月5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