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震”的比喻不适用于中美之争——

美国财政部长耶伦的访华之旅已经结束，从媒体的相关报道看，还是取得了一定的积极成果，至少中美都表达了绝不“脱钩断链”以及避免发生冲突的意愿，看上去双方洽谈的“气氛”要比前不久美国国务卿布林肯访华时“宽松”了不少，这是令人欣慰的。

这让笔者想起财新网稍早前有一篇报道说，新加坡国立大学李光耀公共政策学院创始院长马凯硕在财新国际举办的“亚洲愿景论坛”闭幕晚宴上发表致辞指出，“当前全球秩序中存在至少三种结构性冲突，并且它们正在同时迸发。这意味着，未来十年内大规模的全球动荡几乎已成必然，而我们都应该为此做好心理准备。”

据报道，马凯硕先生就他所说的“结构性冲突”打了一个比方：从地质学的角度看，如果两块大陆板块相互碰撞、挤压，当压力积累到一定程度时，就会发生地震。他以这个比喻类推，认为当前全球秩序中可能造成强烈震荡的结构性冲突，至少包括中美之间、西方发达国家与世界其它地区之间以及中印之间这三组关系。

马先生的这一比喻很有意思。笔者是中国人，当然首先关注马先生所说的第一组“结构性冲突”即中美之争。他认为这两个全球前二的大国之间日益激烈的竞争几乎是不可遏制的，因为这场竞争是由强大的结构性力量所驱动的。“我们知道地缘政治中有一条铁律：无论何时，当全世界最大的新兴力量即将超过全世界最大的现有强权时，现有强权总是会试图把前者挤下去。而如今，前者正是中国，后者正是美国。”

笔者心想：这不就是过去一段时间人们经常提到的“修昔底德陷阱”吗？据介绍，该学说由美国哈佛大学教授格雷厄姆·艾利森首先提出，源自古希腊历史学家修昔底德就伯罗奔尼撒战争得出的结论，指历史上雅典的崛起给斯巴达带来恐惧，使战争变得不可避免。艾利森以此说明，一个新兴大国必然会挑战守成大国的地位，而守成大国也必然会采取措施进行遏制和打压，两者的冲突甚至战争在所难免。

应该承认，当前的中美之争的确似有这样的意味。正如马先生所指出的，眼下中美这两大“板块”正在发生“挤压和碰撞”。然而亦如他所指出的，“理论上，我们作为人类应该寻求冷静、理性的办法去解决这样的问题，而非被物理力量所驱动”。笔者亦认为，作为一种地质现象，板块挤压造成的地震是不可避免的，但人类毕竟是地球上唯一具有理性思考能力的动物，理应有智慧避免至少是减缓彼此之间的“挤压和冲撞”。从这个角度看，所谓的“修昔底德陷阱”并非像地震那样具有“不可抗力”。实际上历史经验证明，守成大国与新兴大国之间的竞争未必一定会诉诸于战争的形式，比如20世纪的英国与美国，以及后来的美国与日本；而战争也未必一定会爆发在守成大国与新兴大国之间，比如当前的俄乌冲突。

因此笔者认为，对于当前的中美之争，真正值得警惕的是“必有一战”这种预期的自我实现。马先生举例说，“当你真的去到华盛顿，你会发现这个城市尽管在许多议题上都如此分裂，但在谈到中国时却几乎没有分歧。”他指民主党人和共和党人虽然在中国政策领域也存在竞争，但这种所谓的“竞争”竟然只是为了试图证明自己比对方更“反华”。因此马先生认为，除了大国角力，中美之争还包涵了情绪层面和意识形态层面的两个额外因素。

笔者同意他的分析，这也可以解释早先的英美之争和后来的美日之争为什么最终没有诉诸于武力。但是反过来说，两个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有很大差异的国家也未必一定会爆发战争，譬如当年的美国和苏联就没有发生过武装冲突，尽管这两个超级大国曾陷入长期的“冷战”，但是相比较而言“热战”比“冷战”更糟糕。所幸中美现在都表示不愿意“冷战”，也不愿意“脱钩断链”，这就为两国的和平共处乃至合作共赢创造了条件。

但是说是一回事，做又是另一回事。尤其是美国，当下在处理中美关系时明显是在“说一套，做一套”。笔者认为，对美国来说，当务之急是要在外交场合和其舆论场消除所谓“中美必有一战”的杂音干扰；对吾国来说，应该将与美博弈的重点放在捍卫本国的核心利益上，在这些问题上必须针锋相对、寸步不让，而对美国其它“不良言行”的批判未必一定要“火力全开”。中美两国都要防止“修昔底德陷阱”预言的自我实现。

至于马先生提及的另外两组“结构性冲突”，他指其中的一组是在“西方集体”和发展中的“其它集体”之间的矛盾。这让笔者想起吾国老一辈领导人提出的“三个世界”理论，今天看来这一理论仍有现实意义。但是正如在许多国家中存在贫富差距一样，上述矛盾亦将会长期存在，只能通过历史的进步和经济的发展渐渐消弭。好在这组矛盾还不至于构成地震般的激烈冲撞。

而马先生指另一组“结构性冲突”发生在中国与印度之间，让笔者觉得有些诧异。盖因中印虽然也存在制度和文化的差异，但两国的矛盾主要体现在部分边界的划分，上世纪五十年代末的确曾为此有过局部战争，现在有时还会发生小规模的“冲撞”，但中印这组矛盾与中美之争恐怕没有很强的可比性。尽管印度据说很快将取代吾国成为世界第一人口大国，但在其它方面远远构不成对吾国的挑战，别的不论，其经济体量只及吾国的五分之一左右。因此笔者有点搞不懂马先生为何将中印关系列为他所称的世界“三大结构性冲突”之一，也许只能从他本人是印度裔来理解。

  让人有些不解的另一点是，马先生为何将当前的俄乌冲突排除在他所指的三大“结构性冲突”之外？要知道他所讲的其它冲突都是“潜在”的或者是程度较轻的，而俄乌冲突却已表现为活生生、血淋淋的战争。看来马先生虽然是一位资深外交家，曾经作为新加坡驻联合国常任代表两度出任联合国安理会轮值主席，但他对国际问题的思考也难免不够“周全”。尽管如此，他对中美之争发出的警示，还是值得我们认真听取的。（未名日记7月1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