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数与难度：两只“黑天鹅”飞起来……

财新网日前发表中央财经大学国际金融研究中心客座研究员张启迪的文章说，新冠疫情暴发以来，发达经济体普遍实施大幅宽松的货币政策以应对疫情的冲击，如美联储的资产负债表规模由疫情前约3万亿美元扩张至当前约9万亿美元；而中国央行货币政策总体一直维持稳健，并没有搞“大水漫灌”，无论是在2020年疫情最严重、经济下行压力最大的时期，还是在2021年四季度经济复苏明显转弱的情况下，货币政策宽松的力度仍然相对温和。

有观点认为，实施大幅宽松的货币政策是国际主流政策导向，中国应效仿发达经济体实施强力宽松的货币政策，甚至还有人提出应该让央行购买5万亿元特别国债。但张启迪认为，中国经济的基本面更好，面临冲击时货币政策无需过度宽松经济也能回归常态，如果中国也用美国的“药方”，那么对经济可能会产生永久性损伤，最终得不偿失。

笔者“原则上”同意他的观点。实际上对于用增加货币供给（印钱）来刺激经济增长的做法，笔者一向持有疑虑。以笔者有限所知，凯恩斯主义只是主张在遭遇经济衰退的特殊时期加大公共开支来防止出现断崖式下跌，此所谓“逆周期调控”。但从长期而言，经济增长还是有赖于科技的进步和市场内生的动力。道理也很简单，钱印得再多也并不是真正的社会财富，否则各国只需不断地开动印钞机就可以永葆经济增长了。况且超发货币会扰乱市场的价格信号，造成很多的副作用和后遗症。正像吾国的一句俗语所说的：“出来混，总是要还的。”

故此，以往不论，就此次新冠疫情中对货币政策的把控而言，笔者认同张先生所言，吾国表现出了比其它国家特别是美国更强的“战略定力”。当然这也得力于吾国在过去两年比较成功地遏制住了疫情，率先复工复产，从而成为全球恢复增长最快的主要经济体，两年的平均增速达到5.2%。今年吾国的增长目标设定为5.5%左右，这个速度已经相当不低，倘能如期实现，货币政策就无需大幅度宽松了。

然而所谓“天有不测风云”，自今年2月以来，国内外形势又出现了新的变数，即人们俗称的“黑天鹅事件”。首先，俄乌战争的骤然爆发大大搅乱了世界经济秩序，制裁与反制裁不仅进一步割裂了本就因疫情而有些支离破碎的全球生产链和供应链，令世界面临能源危机和粮食危机，同时还伴之以日趋严重的通货膨胀，有分析甚至认为过去四十年的全球化已就此终结；其次，由于奥米克戎变异株的侵入，吾国发生了新一轮的新冠疫情，波及全国多数地区，短短一个月内，确诊病例和无症状感染者数量已有10万以上，不仅对吾国的“动态清零”构成严峻挑战，而且由于各地加大了防控隔离措施的力度，当年武汉疫情期间的封区、封路乃至封城的现象在不少地方复又重现，不可避免地对吾国的经济造成新的冲击。

在这种情况下，吾国的货币政策应否、能否继续保持“战略定力”，坚持不搞美国式的那种“大水漫灌”？笔者认为，适度地放松货币政策已在所难免，特别是需要以此来确保民生无虞，可以考虑给困难群体发放补助以维持他们的基本消费，这对稳增长也是有利的；但“不搞大水漫灌”的基本原则还是应该坚持的。

实话实说，鉴于去年吾国经济“前高后低”的实际情况，尤其是下半年的两个季度GDP增速接连降至5%以下，依照经济运行的惯性，笔者本来就觉得今年5.5%左右的增长目标定得有些略高，感觉应在5%左右为宜，不少市场人士也持这种看法。但既然目标已经确定，那就只能全力以赴争取实现。只是由于最近一个多月突然出现了上述两大变数，一季度的经济增长受到影响恐已难免，二季度将会如何还要看形势的变化。

如此一来就可能会出现一个决策难题：设若一季度乃至上半年的经济表现不如人意，吾国是否会调整原定5.5%左右的经济增长目标？又或者是否为力保这一目标的实现，不得不实施超常的宽松货币政策，更多地“放水”？

今年两会召开之前，曾有一些经济学家建议今年不妨像前年那样不设增长目标，盖因今年的不确定因素之多不亚于去年。笔者当时认为设不设增长目标，关系到吾国采取何种增长方式，转变起来恐怕殊为不易。未料这两个月形势的变化竟被那些专家“不幸而言中”（当然他们事先也不可能预料到会爆发俄乌战争和疫情在吾国卷土重来）。接下来宏观政策将会如何调整，决策部门将颇费思量。（未名日记4月7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