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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利:“钟摆”终于到左翼

·未名周记(2152)·

 

智利:“钟摆”终于到左翼

 

本文要义:这样的事实说明,现时多数智利选民对贫富分化、社会不公现象的不满,甚于对经济自由、高压稳定的追求;或者说,这是智利社会的“钟摆”从右翼向左翼的又一次回荡。

 

2021年的最后一个月,当地时间19日,拉美国家智利的总统大选落幕,现年35岁的左翼政党联盟“赞成尊严”候选人加夫列尔·博里奇获得超过55%的票数,战胜来自右翼政党联盟“基督教社会阵线”候选人何塞·安东尼奥·卡斯特,当选第34任智利总统。

据财新网报道,智利的这次总统大选可谓“一波二折”。由于在首轮投票中没有候选人获得超过50%的选票,依照智利法律,由首轮得票最高的两位候选人即博里奇和卡斯特进入第二轮角逐。而在11月21日的首轮投票中,博里奇还以25.83%的得票率,落后于拿下27.91%选票的卡斯特;但次轮投票中选情出现了反转,博里奇后来居上,最终以超过对手10个百分点的优势胜出。

明年3月11日,博里奇将接替现任总统皮涅拉。皮涅拉来自智利传统建制派中的右翼联盟“智利前进”,至今已两度担任智利总统,步入政坛前曾是横跨多个产业的知名富商。而三个多月后将接替皮涅拉的博里奇,今年刚满35岁,是智利史上最年轻的总统当选人。他来自地广人稀的智利南部,大学期间曾经是一位学生运动领袖,2014年才步入政坛当选为智利国会议员。

这样一位看上去并无多少“背景”的年轻人,是如何一跃而成功“登顶”的呢?据介绍,在此次大选中,博里奇承诺他若当选,将废除由私营企业管理养老金的制度,实现普惠的医疗保险,提高富人税,保障女权等弱势群体权益,关注民众心理健康等非传统政治议题。这些社会民生政策,也直指当前智利民众最核心的关切。

而有“智利特朗普”之称、在首轮投票中一度领跑的极右翼候选人卡斯特,则在本次选战中为智利民众提供了一幅截然不同的未来发展图景。2019年的示威骚乱所引发的社会动荡不安,已经令不少智利的保守派选民心生不满,部分高龄选民甚至流露出对皮诺切特高压统治时期的怀念之情。在竞选中,卡斯特也利用上述选民情绪,扬言如果皮诺切特还在世,一定会“为自己投票”。他还允诺,将在当选后承袭皮诺切特留下的新自由主义经济政策遗产,精简政府开支、减税和取消妨碍投资与就业的法律法规。与巴西的极右翼民粹主义总统博索纳罗、美国前总统特朗普类似,卡斯特也主张采取强硬手段保障社会治安、打击犯罪、严控非法移民等。

很明显,智利的此次大选,实际上就是一次左、右对决。虽然博里奇的首轮得票率只有25.83%,落后于卡斯特的27.91%,但在第二轮投票中,那些大部分中间选民在经过斟酌、比较之后,还是选择了未来的四年让这位左翼领袖来执政。这样的事实说明,现时多数智利选民对贫富分化、社会不公现象的不满,甚于对经济自由、高压稳定的追求;或者说,这是智利社会的“钟摆”从右翼向左翼的又一次回荡。这与年初美国的大选结果颇为相似。

笔者由此翻出了自己写于前年的一篇旧作,题目叫《左、右来回的历史“钟摆”——以智利为例》。写作此文之时的2019年,智利爆发了几十年来最大规模的一次骚乱,时任总统皮涅拉宣布首都圣地亚哥进入紧急状态,当局出动了1万多名军警,连军队的坦克也开到了大街上——这是智利自1990年皮诺切特的军事统治结束以后坦克首次上街。笔者有感于斯,写下了一番评述。而今重读自己的这篇旧文,笔者觉得有些内容并未过时,遂摘编如下以飨读者。请原谅笔者又犯了“偷懒”的老毛病,以下所引文字略经改动。——

据当时的报道,智利那次大骚乱的起因是该国交通通信部公布了首都圣地亚哥的公交及地铁提价方案,拟将高峰时段地铁的票价,从800智利比索(约合人民币7.89元)提高到830智利比索(约合人民币8.18元)。也就是说,此次地铁的涨价幅度约为人民币3毛钱。然而谁也没想到,“星星之火,可以燎原”,这区区3毛钱竟然引发了智利几十年来最大规模的骚乱。

据介绍,智利是拉美地区主权评级最高、最为富裕的国家之一。该国人口约1800万,2018年的人均GDP为1.6万美元左右。按照通常的标准,可以说这个国家已经进入“发达国家”的门槛,何以还会为区区3毛钱而引发众怒呢?

原因当然很复杂。要言之,在笔者看来,这是因为智利的“钟摆”已经荡到了右侧的最高点,现在开始要往回摆了,而“3毛钱”正好赶上了这个时点。人人都知道,“钟摆”是要左右来回晃悠的,无论它摆到那一边,都会到达一个“极点”,然后就会被地心引力拽下来,朝相反方向摆动。在笔者看来,所谓的“左”与“右”也是如此。

笔者主要是指经济政策:左翼的要旨在于追求平等,注重分配的均等化;而右翼则正好相反,它追求的是利润、财富、效率。众所周知,右翼的这种极致追求必然会导致贫富的两极分化。当这种两极分化达到一定程度时,就会激起多数人的不满与反抗。

然而左翼同样也有其自身难以克服的弊端,如果事情做过了头,它就会降低整个社会的生产效率,不仅无法“做大蛋糕”还会越做越小,最终使得大家一起受穷。

故此笔者认为,在一个正常的、理性的社会里,“左”与“右”应该取其平衡,过于极端都造成灾难。而各国的实践也雄辩地证明了这一点。尽管如此,不像一个训练有素的杂技演员总是能够在高难度的情况下还能保持“一碗水端平”,一个国家和社会里的“左”、“右”关系却总是会来回摆动——这就是笔者所说的“钟摆效应”。而智利,正是这样一个完美地印证了“钟摆效应”的国家。

还记得当年的萨尔瓦多·阿连德吗?1970年,这位智利历史上的第一位民选总统、也是整个拉美历史上著名的“左派总统”上台以后,采取了一系列措施来加大“钟摆”的左倾力度。据史料介绍,这些措施包括:把外资企业所拥有的铜矿、银行等等重要资源项目统统收归国有,并一律不给补偿;在一年内没收了几百余万公顷的土地,但在土地的管理上出现混乱,令农民与地主之间的矛盾激化到了失控的地步;冻结物价,不顾企业的承受能力强行大幅度提高工人薪资;等等。这些举措看上去短期曾赢得了民心,但其效果却无法长久维持,在违背经济规律、市场规则的同时也对生产力造成了破坏:在阿连德任内,智利的通货膨胀率从21%暴涨到140%,至1973年9月更是达到381%,引发持续不断的全国性抗议浪潮。

此时,“钟摆”的左倾角度达到了极致,开始往反方向运动。1973年9月11日黎明,智利陆军总司令奥古斯托·皮诺切特发动兵变篡夺了政权,阿连德自杀身亡,成为世界现代史上的一个悲剧人物。

与阿连德截然相反,皮诺切特是个彻头彻尾的“右派”。这不仅体现在他掌权后的独裁和对反对者的残酷镇压,同时也表现在他所奉行的重资本、亲市场的经济政策。

1975年,独揽大权的皮诺切特做出了一个重要的决定:邀请著名的美国自由主义经济学家弗里德曼和他时称“芝加哥男孩”的一帮弟子来智利考察,并设计了经济改革的蓝图。皮诺切特甚至向其中有些人直接授予拥有实权的部长职位,全面掌舵智利经济改革,推动私有化和金融自由化。这些改革措施包括:大幅度消减政府开支、放开物价、取消关税保护、吸引外国资本注入……总之,是自由主义经济学的那一套。

不得不承认,右翼在“做大蛋糕”这方面,还是有几把刷子的。到1981年,智利的通货膨胀率降到10%以下,就业率与人均收入皆有所上升。80年代整个拉美陷入债务危机,智利也曾发生严重的经济衰退,但是皮诺切特的军政府仍然坚持“芝加哥男孩”为其设计的经济改革方向。此后智利经济以较快的速度发展,至2000年,智利被纳入有“富国俱乐部”之称的经合组织(OECD)。即便在人均收入超过10000美元后,智利经济的增长速度年均仍保持在6%左右。到2017年,智利的人均GDP已超过15000美元,远超其它拉美国家。这一成就也被世人视为“奇迹”。

简略地回顾智利的这段历史,笔者觉得需要特别指出以下两大要点。

其一,在皮诺切特执政期间智利开始的“经济腾飞”,实际上采取了一种“军事管制+经济自由化”的模式。除了智利以外,之前依靠这种模式实现经济快速发展的还有当初的韩国、印尼以及吾国的台湾地区等例。皮诺切特也因此在某种程度上成为“是英雄还是恶魔”的双面人物,而弗里德曼以及“芝加哥男孩”们则因为帮助他设计了智利的经济自由化政策在知识界背负了骂名。这种模式的功过是非,直到今天仍有争议。

其二,正像一般的理论所认为的,智利经济的快速发展提高了本国人的生活和文化教育水平,产生了一大批中产阶层以及具有独立见解的知识分子群体,他们成为皮诺切特的“掘墓人”。1990年,皮诺切特在国内外一片反对声中被迫下台,智利在时隔十七年后迎来了首位民选总统阿连德。后来皮氏遭到国际社会的共同声讨并在英国被捕,关押了500多天虽因病被释放,但回国后被智利最高法院剥夺了作为前总统的豁免权,指控他犯下57项谋杀罪和18项绑架罪,最终在2006年于病中黯然离世。——历史上的那些独裁者几乎都逃脱不了最后被“清算”的宿命,区别只在于是生前还是身后。

吊诡之处在于,皮诺切特死了,但智利的“钟摆”似乎并没有马上向左翼回摆,在后皮诺切特时代,智利的经济仍在延续此前的自由化道路,其间虽然有过曲折,但仍在继续发展并成为拉美最富裕的经济体。然而,就是这样一个看上去成绩斐然的新兴国家,仅仅因为政府部门将地铁车票价格提高了3毛钱,爆发了一场几十年罕见的全国大骚乱。

这绝非偶然。据报道,虽然经济有了长足的发展,但由于智利政府在公平地“切分蛋糕”方面缺乏作为,以致国内的贫富差距比较悬殊,排在36个OECD国家的最末端。过去几十年内,智利的基尼系数始终维持在0.55左右的高位。“小政府”又使政府的财力有限,OECD最新数据显示,智利是该组织内政府支出与GDP之比最小的成员国。这固然可以让利于市场、“做大蛋糕”,但同时也意味着,政府在提供公共设施、社会福利方面必然投入不足,公共财政被不合理地大幅压缩,低收入群体同时面临公共饮水、医疗、养老等体系低效的多重困境。

说实话,笔者并不十分了解智利的现状。然而笔者相信,“世界上没有无缘无故的爱,也没有无缘无故的恨”(毛泽东语),发生在智利的“3毛钱引发大骚乱”也绝不会是无缘无故的,它直观地展示了智利民众长期以来内心蕴藏的各种不满情绪。依据逻辑推理可知:对于智利这样一个几乎已步入“发达”行列的国家来说,区区“3毛钱”竟能引发如此大规模的骚乱,其根源只能来自于贫富分化、社会不公以及政府的腐败和无能。简而言之,“3毛钱”岂止只是3毛钱,它是一个强烈的信号,意在提醒并警告:“钟摆”向“右”倾斜得太多了,应该往“左”摆一摆了。当然,历史的变迁速度远不像物理的钟摆那样来回晃悠得那样迅捷,而往往需要十几年甚至几十年才能完成一次“摆动”。无论如何,智利以及其它国家的实践告诉我们:一个国家、一个社会,必须防止极端化倾向,否则就会犯下“颠覆性的错误”,给国家和人民带来灾难。

以上就是笔者对自己两年前那篇旧文的摘编内容。如今,那场大骚乱早已结束,但智利人民两年后用选票作出了选择。笔者祝愿他们好运,也希望新的执政者以史为鉴,以平衡之道更好地“为人民服务”。

最后是笔者一个简短的声明:本文不仅是笔者2021年的最后一篇长博(未名周记),也是未来一段时间的最后一篇。原因无它,笔者即将年届七十,写长博有点累了,接下来将专注于短博即“未名日记”的写作。人生本无意义,写作也是如此,对笔者这样一个退休之人来说只是打发时间的一种方式,不求言之有用,但求言之有物,如此而已。

2021年12月27日于安吉桃花源

 

简介:未名者,江南布衣。生于20世纪50年代,下过乡,上过学,教过书,做过公务员,写过小说。中年后下海创办并主编某内部刊物凡二十多年,撰有经济政治社会法律等分析评论文字千万余言。现已退休,居于山间一寓,远离城市喧嚣。2017年开始撰写博客(“未名周记”),2018年7月开始兼写微博(“未名日记”),以发挥余热,防止痴呆。有道是:只事耕耘,不问收获;知我者谓我心忧,不知我者谓我何求也。

笔者电子邮箱:wmc529@sina.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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