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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这是想“赶超”吾国吗?(下篇)

·(未名周记2124)·

 

                   美国这是想“赶超”吾国吗?(下篇)

 

本文要义:经过几十年的追赶,吾国已发展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离老大美国只有几步之遥,也就是说我们的“后发优势”不再像过去那样明显。此种背景下吾国如何继续保持速度上的领先优势最终超越美国,或将成为对吾国发展模式的“终极考验”。

 

在本文的上篇,笔者指为了防止吾国在不久的将来取代美国成为全球最大的经济体,拜登上任后不惜要将美国政府的财政赤字推至历史最高水平,制订了史无前例的高达数万亿美元的刺激计划以加大国内的基础建设和民生保障投资,为的是在经济增速上“赶超”吾国至少是缩小与吾国的差距。本文的下篇谈谈面对美国的这种“急起直追”,一直以来在增长速度上遥遥领先的吾国,现时和未来一个时期的经济情势。

先说说已经展开的中美这场“速度之争”吾国所具有的一些优势。

其一是“惯性”的优势。跟其它物体运动一样,经济运行也有它的“惯性”。笔者在上篇曾指出,过去的四十多年,吾国经济的年均增长率达9%左右,而美国同期的年均增速只有2%左右,两相比较美国的增速还不及吾国的1/4。如今吾国的经济体量虽然跟美国还有三成的差距,但已然十分庞大,故此在继续向前“滚动”时必然仍有其“惯性”。尽管自全球金融危机以后,吾国的经济增速已从之前最高峰时的两位数逐渐降至这几年不到7%的“中高速”,但仍是同期美国经济增速的3倍以上。而这种增长惯性不可能在一夜之间戛然而止。更何况自去年新冠肺炎在世界范围暴发以来,吾国是较早控制住了疫情并实现复工复产的大国,成为去年全球唯一保持正增长的主要经济体。也就是说,吾国不仅在此前几十年的“速度之争”中遥遥领先,在新近的这轮“竞赛”中也已抢得了先机。

其二,吾国有14亿人口,是美国的4倍。尽管近年来吾国的人口增速已然放慢,出现了明显的老龄化和少子化趋势,同时随着经济的发展,国内经济的各项运营成本包括劳动力成本不断增高,但是与美国相比,吾国仍享有“人口红利”。作为一个中等收入国家,14亿人口无疑是世界上最为庞大的消费市场,对经济发展的重要作用是不言而喻的。这也是为什么在当今美国针对吾国采取各种遏制手段的情况下,包括美国企业在内的全球资本依然青睐吾国市场,不肯放弃对吾国的投资反而有所增加的原因所在。

其三,与美国相比,吾国的体制具有“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优势。这有前些年吾国的基础设施建设在不长的时间内迅速达到世界超一流水平的事实为证,再加上已经形成的较为完备的产业链,从而形成吾国的一大竞争优势。故此尽管印度等周边国家目前的劳动力成本成本低于吾国,但许多外资还是倾向于在吾国投资建厂;而这些投资一旦获得吾国政府的支持,其建设速度和初始成本明显优于那些私有化国家。近年最突出的一个例证就是特斯拉在上海的快速建厂并迅即占据较大的市场份额,这在其它任何国家是难以想象的。与此同时,在吾国政府的主导下实施的“一带一路”计划在许多国家上马项目,从而使吾国经济在全球范围得以“谋篇布局”。也就是说,跟美日欧等发达国家一样,吾国的经济不再只是以GDP(国内生产总值)而要以GNP(国民生产总值)来衡量。

其四,也正是在政府的主导和支持下,吾国近年来在一些高新技术和产品领域的创新和发展有了长足的进步,其中较为显著的是互联网、电动汽车、人工智能、光伏等领域,有些技术和产品甚至已居于世界领先水平。日前笔者看到经济学家、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院长姚洋先生的一篇演讲内容,在他看来,过去十年吾国经济经过几轮调整,该淘汰的企业、该淘汰的落后产能,基本上已经出清,这奠定了吾国下一轮经济复苏以及经济长周期的基础——通常而言,这种周期可以持续10到20年时间。他据此预言,下一个十年吾国经济增长将迎来又一个黄金时期,有望在速度上继续领先。当然他的判断和预言是否准确还要经过实践的检验。

以上笔者只是粗略地梳理了吾国在未来的“速度之争”中所具备的一些优势,肯定会有一些遗漏之处。下面笔者再来谈谈事物的另一面,即吾国经济在竞争中可能存在的一些问题。

一是在高科技领域,吾国虽已有长足的进步,但在一些尖端技术方面与美国还有不小的差距。最典型的例子当然是“缺芯”,吾国正在加大投入,全力“攻关”。而美国在这方面对吾国的封锁只会越来越严。未来将考验我们“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体制优势能否在高科技领域同样得以彰显。而吾国要想在超越美国成为老大,这是必须要过的一关。

其次是随着吾国的人口增速逐渐下降,几年后人口的增长很可能将由正转负,老龄化、少子化的程度将不断加深。这意味这吾国原来享有的“人口红利”或将部分消失,退休人口占比将逐年上升,劳动人口占比将逐年下降。虽然理论上可以用延迟退休年龄、加快人工智能发展、提高教育质量等措施来加以“对冲”,但能否弥补上述缺陷还是个未知数。而美国本身就是个移民国家,拜登上台后又重新放宽了被特朗普一度收紧的移民政策,甚至有专家预测,如果吾国不能有效地提升不断走低的生育率,此消彼长,有朝一日不排除美国的人口数量将超过吾国的可能性。这当然只是一种比较极端的推论,但人口老化的确可能将对吾国的可持续发展形成某种制约,为此高层近日已决定实施“三孩”政策。当然生育之事不像投资基建那样可以“立竿见影”,何况少子化在较为发达的国家已成普遍趋势,对吾国来说,“三孩”政策在短期内不会马上见效。

其三,吾国的内需不足问题正在凸现。这里笔者要多说几句,并引述曾长期担任重庆市长、现任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副理事长黄奇帆先生近日的一篇演讲内容。据报道,5月30日他在国际金融论坛2021年春季会议上坦言,过去40年吾国的城市化率从18%上升到2020年的65%。按照国际经验,一国的城市化到了75%、80%就是天花板了,也就是说大量农民进城的趋势会放慢,言下之意是吾国的城市化速度亦将放慢。而以笔者的观察,若以农民进城的数量为标尺,吾国的城市化甚至可以说出现了某种停滞现象:数据表明近年来农民工的数量已经开始减少。更何况从“人的城市化”的角度来看,黄先生所说的65%只是常住人口,若以户籍人口计算,吾国的城市化率还不到50%,大量的进城农民并没有转化为真正的城市居民。这一方面说明吾国的城市化还大有潜力,另一方面也表明吾国“人的城市化”落后于物理意义上的城市化,因土地制度、社保制度等方面的原因而受到了明显的阻碍。众所周知,城市化被视为吾国扩大内需的最大动力,如果未来“人的城市化”不能加快推进,那就意味着吾国的内需将受到很大影响,从而不利于吾国经济的继续快速增长。

不仅如此,黄奇帆在演讲中还指出,这些年地方政府通过土地出让获得大量资金投入基础设施投资,但目前吾国的高速公路、地铁、高铁、港口、机场等发展到一定阶段大体已进入饱和状态,大规模基础设施建设的势头会发生转变。

笔者同意黄先生的上述判断,之前也曾几次撰文指出,吾国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能够兴建起这么多高水平的基础设施,在世界发展史上绝无仅有,完全当得起“跨越式建设”的称誉,实际上也成为吾国经济一张最亮眼的“名片”,从这些年的实践来看,大规模的基建投资也有效地拉动了吾国的经济增长。然而且不论由此累积的巨额债务(毕竟我们是用“透支”的办法来大举基建的,目前仅高铁项目所欠的债务就高达5.6万多亿元)如何偿还,假如真像黄先生所说的吾国的基建已经到了“饱和”的程度而难以为继(事实上高层已下文要求控制各地的高铁、地铁建设规模,有些本来准备上马的项目已经暂停),那么将意味着吾国的内需也将有所缩减。

说到基建,就不能不谈及房地产。黄奇帆在演讲中举例称,过去三年吾国每年新建住宅面积有16、17亿平方米,“基本到了天花板”,他预计今后十年吾国的房地产住宅建设面积会有所下降,到2030年以后可能会降到每年10亿平方米左右达到平衡。笔者也认为从总体来看,吾国房市的真实需求已经回落,许多人热衷于买房在很大程度上是为了“资产避险”。而房地产对吾国经济的拉动作用是人所皆知的。如果这一大块的建设规模也明显缩减,当然会影响到吾国的内需。

黄奇帆总结说:“过去每年GDP增长中有50%左右与城市化、房地产的拉动有关,但是今后城市化推动力带来的增长比重会消失,有的地方甚至会是负拉动。”他指今后的城市化会更多从粗放型转向集约型,从东西南北中各大城市一起发展,转变为重要的城市群、都市圈集约发展。但笔者认为核心的问题还是如何实现“人的城市化”,即通过土地、社保、教育等改革措施,让进城的农民能够真正转化为在城市安家落户的永久居民。

在笔者看来,所谓内需可分两类,一类是基建、房地产等“投资性内需”,还有一类是“消费性内需”。在此前很长一段时间里,相对美国等发达国家经济中的消费占比较高,吾国经济属于“投资拉动型”。近年来随着吾国经济的发展、国民收入的增加和政府的重视,吾国的消费占比逐渐提高,有分析认为已占七成以上。不过笔者认为这一估计可能过高,因为按照国家统计局的数据,吾国的中产阶层人数为4亿,从绝对数量来看堪称世界第一,但相对来看,意味着吾国还有2/3以上人口的收入水平在中产以下,这样一种收入分配结构恐怕是很难以消费作为主要动力来拉动经济快速增长的。

之所以形成这种“底座大、中间小”的结构,简言之原因在于分配机制未能实现均等化。现在我们看到媒体上呈现的“消费火爆”的景象,主要是在城市特别是大城市,但别忘了吾国还有广大的农村和小城镇,其人口占比在七成以上。 退一步讲,就算我们真的实现了“消费主导经济增长”,要知道全世界凡是消费主导型的国家,其经济增长率都只有中低水平,每年有个2%、3%的增长就算相当不错了;而所有曾经取得高增长业绩的国家,当时无不主要是以投资为主拉动的,盖因投资对经济的直接拉动作用要比消费大得多。只不过长期以投资拉动经济是难以持续的,消费虽是“慢功夫”,但却是“慢工出细活”,其所获取的经济增长的质量更优。吾国近年已提出要让经济从高速增长转向高质量发展,这个大方向无疑是正确的。问题在于,“高速增长”与“高质量发展”两者很难兼得。试想,如果我们真的转向以消费为主拉动经济增长,按照他国经验,增长质量固然可能提高了,但增长速度可能会从6%以上的“中高速”进一步降至5%以下的“中低速”,果如此我们又将如何继续凭借速度优势“赶超”美国并取而代之成为老大呢?

以上说的是吾国经济后续发展中存在的几个阻碍,回过头来再引述一些“正能量”:前不久笔者看到另一位著名经济学家、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名誉院长林毅夫先生在一次论坛上表示,吾国可以继续利用“后发优势”以及相关政策支持经济发展,他估计在2035年以前吾国应该还有每年8%的经济增长潜力;即便考虑到接下来要面对的一系列棘手问题,例如碳达峰、碳中和的问题,城乡差距和地区差距问题,技术“卡脖子”问题等,未来15年实现每年5%-6%的经济增长应该是游刃有余的。

按照林毅夫的分析,本文所说的未来中美之间的“速度之争”吾国将稳操胜券,届时超过美国成为全球老大可以说是“不在话下”。真正的问题在于吾国能否、以什么办法来继续保持现有的“中高速”增长。林毅夫先生一直是“后发优势”理论的力倡者,事实上吾国经济过去几十年的快速发展,也的确正是得力于吾国的“后发优势”加上“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体制,这种体制对于“后发者”来说尤其有效,因为有“先发者”在技术、管理等等方面的成功经验可以仿效,有现成的路径可循。但同时也必须看到,经过几十年的追赶,吾国已发展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离老大美国只有几步之遥,也就是说我们的“后发优势”不再像过去那样明显。此种背景下吾国如何继续保持速度上的领先优势最终超越美国,或将成为对吾国发展模式的“终极考验”。

                                                2021年6月14日于安吉桃花源

 

简介:未名者,江南布衣。生于20世纪50年代,下过乡,上过学,教过书,做过公务员,写过小说。中年后下海创办并主编某内部刊物凡二十多年,撰有经济政治社会法律等分析评论文字千万余言。现已退休,居于山间一寓,远离城市喧嚣。2017年开始撰写博客(“未名周记”),2018年7月开始兼写微博(“未名日记”),以发挥余热,防止痴呆。有道是:只事耕耘,不问收获;知我者谓我心忧,不知我者谓我何求也。

笔者电子邮箱:wmc529@sina.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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