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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罚出人命”后的反思与联想

“罚出人命”后的反思与联想。——

这几天,很多人包括笔者闻此讯后无不为之悲伤:4月5日,因车载卫星定位记录仪掉线被扣车罚款,河北卡车司机金某在检查站里服毒自杀。日前当地官方公布了对此事的调查结果,指金某自杀前尚未及对其实施罚款。

笔者并不怀疑这一调查结果的真实性。但金某自杀是缘于其被扣车并被告知将处以2千元罚款,这也是一个事实。如果他没有自杀,罚款应该就会付诸实施。

金某的自杀当然只是个例,然而从媒体的相关报道看,对货运车辆的安全检查流于“以罚代管”,却是一种比较普遍的现象。金某之死在某种意义上是这种现象的“牺牲品”。据报道,他在决定自杀前曾在微信群中表示:“我不是不值2000元钱,我是为了广大卡车司机说句话……今天在丰润区超限站被抓,说我北斗掉线罚款2000元。请问我们一个司机怎么会知道……所以我用我的死来唤醒领导对这个事情的重视……”(财新网)。读到这样的“临终遗言”,怎能不让人黯然心痛。

应该说,执法部门整治货运车辆的超载、超时驾驶等违规行为无可非议,罚款也是整治方式之一。但金某的自杀虽是一种个人的极端行为,其中仍有值得权力部门深刻反思之处。

首先,“以罚代管”不仅是一种“懒政”,而且不排除有利益的考量。之前就有专家建议此类罚款应该一律上缴财政,罚款不应下指标,更要与执法部门的福利彻底脱钩,以此在源头上遏制“以罚代管”的“积极性”。未知现在对此类罚款是如何处理的,笔者不了解情况,因此无法置评。但从“以罚代管”依然普遍存在这一现象倒推来看,恐怕仍然存在某种不合理的“激励机制”。

其次,领导早就指出要“把权力关进笼子里”。管理部门对一些违规现象进行处理包括扣分、罚款自是应当,但如何把这些权力也“关进笼子里”,对执法者本身加以严格监督,似乎还缺少有效的措施。而任何权力如果不受制约必然会走向反面,“绝对权力导致绝对腐败”,阿克顿的这句至理名言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特别是在权力高度集中而形成的垂直管理体制下,越到下层,监督的效力就越会递减。

如果说以上两点属于场面上的“老生常谈”的话,那么,下面所言则是笔者自己的“管见”:在吾国,货车司机的数量至少有几百万之多,他们为吾国的物流畅通和经济发展作出了巨大的贡献,同时也属于工作强度最大但收入菲薄的一大群体。如何改善他们的劳动条件和薪酬待遇,是应该加以重视并切实解决的问题。显然,如果不是生机所迫,没有人会无缘无故地冒险违规去超载、超时驾驶,生命对所有人同样都是珍贵的。在这种背景下,“以罚代管”的做法尤显缺乏人文关怀。而不管三七二十一先扣车再处罚的方式也值得商榷。即使要罚款,能不能跟其它违规的民用车辆一样到年检换证的时候再作处理呢?扣车不仅给司机和涉货单位造成经济损失,还阻碍了物流的畅通。笔者注意到财新网记者调查报道中的一个细节(实际上笔者也曾在路上亲眼看到此种现象):为了对货车的违规进行“集中整治”,高速公路的关卡有时故意只开一个口子,造成排队等候检查的货车绵延几公里之长,看上去简直就是对“高速”这一词语的莫大讽刺。

说到这里,笔者联想到最近有关部门对阿里巴巴的违规垄断行为开出了182亿元的罚单,创下吾国有史以来的最高罚款纪录。对于阿里这样一个市值几千亿美元的超级企业来说,如此巨额的罚款不会让他们“伤筋动骨”;然而对金某这样的小人物来说,2千元人民币的罚款就可能将他从心理上压垮:这肯定不是他第一次遭到这样的处罚。笔者的意思是:对于像金某这样“拼体力”(其实也很“拼脑力”,盖因开货车需要精神高度集中,除了要时时注意安全,还得提防随时可能找上门来的“罚单”)的劳动者来说,相关的法律法规应该加以适当的“关照”。毕竟司机们都是人,而不是机器。

由此不禁又想到有报道说,现在一些投行的平均薪资接近或超过百万元——请勿搞错,这是公司所有员工的人均而不只是少数高管的年收入。试想,如果这些高薪者开车上路犯了规,即使被罚点款也不会像金某这样“想不开”而去喝农药自杀。现在的年轻人可能不知道,早年间曾有社会主义社会也存在“三大差别”之说,即:工农差别、城乡差别、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的差别。现在来看,这“三大差别”还远没有被消除,有的差别反而比以前更大了。故此还是得引用孙中山先生的那句名言:“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需努力。”(未名日记4月1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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