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时状态”被“滥用”了吗？——

《新华每日电讯》微信公众号日前刊载署名文章说，近期随着一些省份出现散发疫情或局部聚集性疫情，不少地方政府宣布“进入战时状态”。一些没有新增确诊病例、距离疫情发生地较远的城市，甚至本省都没疫情，也开始效仿。文章指地方疫情防控中滥用“战时状态”表述，不仅会让群众困惑，增加不必要的恐慌，影响正常生产生活，也不利于防疫大局。

笔者知道《新华每日电讯》是一家中央级的报纸，此篇评论虽是署名文章，应该在某种程度上也反映了官媒的立场。但说句实话，笔者读后的心情有些复杂。从常理而论当然赞同该文的观点，正如文章所说，“战时状态”借用了军事表述，只能用于特别严重、紧急、需要高度动员、大规模组织的事态。在疫情防控上，去年武汉保卫战、湖北保卫战，可用“战时状态”表述，以动员全社会众志成城抗击重大疫情；但是当下多点散发和局部集聚性疫情，与当初的武汉、湖北不可同日而语，因此各地不应动辄宣布进入“战时状态”。

然而从另一个角度看，正因为吾国高度重视新冠疫情，称抗疫斗争为“人民战争”、“总体战”、“阻击战”，实行全国总动员，采取“最全面、最严格、最彻底的防控举措”，并借鉴运用了毛泽东“集中兵力打歼灭战”的军事思想，方能在去年初夏用较短的时间就基本遏制住了疫情在吾国的蔓延，在世界大国中堪称翘楚。

反观美欧等一些国家，疫情发生以后，口头上也说进入“战时状态”（行将下台的特朗普还曾自称为“战时总统”），实际上根本就没有“战时”的样子，不仅政府的防疫工作拖拖沓沓、效率很低，很多民众也不肯让渡自己的自由权利而依然我行我素，连一个“外出必戴口罩”的要求都不肯遵守——这种轻慢的态度让他们为此付出了沉重的代价，疫情至今仍在他们的国家横行。

故此笔者认为，非常时期应有非常举措，实践证明把防控疫情真正当作一种“战时状态”来对待，正是吾国抗疫的成功经验之一。当然，完美的做法是该紧则紧，该松则松，此所谓张弛有度，精准施策。惜乎这种“完美主义”是难以做到的，盖因新冠病毒这个敌人十分狡猾，不仅传染性极强，而且“来时无影去无踪”，对其只能使用“撒大网”式的围歼战术。如此难免会耗费很高的人力、物力和时间成本，如上述文章所给出的一个比喻，有时看上去像是在“重炮打蚊子”，但这是没有办法的事情。新冠病毒“看不见，摸不着”，且迄今没有特效药，人类对其存在严重的“信息不对称”，非如此布下“重兵”就难以将其“围而歼之”。用上述评论文章的另一个比喻来说，这总比“扫把赶恶狼”要好。此即古人所说的“两害相权取其轻，两利相权取其重”是也。评论家们不可自以为高明而陷入另一种“理性的自负”。

当然，文章说得对，“战时状态”不可滥用。在这个问题上吾国的法治建设还存在不足之处，比如各地宣布“战时状态”全凭政府一句话，既缺乏明确的法律依据，也未经立法机构批准。但有人说过，胜利者是不受指责的。“战时状态”的涵义之一就是指挥者可以相机行事而不受规则的约束。况且吾国的江山本来就是“打”下来的，建国虽已七十余年，在某种程度上平时也仍然留有“战时”的基因，而此次抗击新冠疫情正好派上了用场。

话又说回来，没人希望自己的国家总是处于“战时状态”。对吾国来说，如何在正常情况下厉行法治，仍将是疫情过后所面临的艰巨任务。而经历了这次新冠疫情，笔者对理想中的国家形态产生了一种新的愿景：它应该具备两套模式，可以在“平时”与“战时”之间自如地切换，从而能够最大程度地增加人民的福祉。——只是这可能也是一种难以达致的“完美主义”，或许同样属于“理性的自负”。因此还是打住吧。（未名日记1月17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