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造芯片”与“修高铁”有何不同。——

前些天笔者在财新网上看到财经作家吴晓波的一篇文章，其中说到一个数据：很多人（也包括笔者）以为吾国花钱最多的进口商品是原油，因其对外依存度高达近70%，过去三十年也确实是如此；但2018年芯片（集成电路）取代石油，成为吾国第一大进口商品，这一年吾国的芯片进口额达到3120亿美元，2019年微降至3055亿美元，仍居进口榜头名。

这一数据令笔者吃了一惊。吃惊的原因不仅是因为先前不晓得这种变化，还在于众所周知，由于美国对吾国的刻意打压和封锁，目前吾国的芯片进口来源颇有被些“卡脖子”。正如吴文所说，吾国用这些芯片生产了全世界90%的电脑、手机和家电，但上述数据使得我们“世界第一IT产品制造国”的名头，“看上去有点虚”。

更让笔者吃惊的是，《财新周刊》最新一期发表的社论说，目前吾国国内芯片产业“大干快上”的后遗症开始显现，多地出现项目停滞乃至烂尾乱象，其中不乏一些千亿级的“明星项目”。

美国的“卡脖子”迫使吾国的芯片产业“大干快上”以弥补短板，这是理所当然的。但为何出现了“烂尾”乱象，其原因何在？ 社论指出：“项目烂尾乃至企业破产若是市场主体在公平竞争中优胜劣汰的结果，实属正常。然而，此番芯片烂尾不只是热钱的无序投入，背后还有地方政府打着产业扶持旗号的深度介入，凸显了地方扶持政策的变形。武汉弘芯项目、淮安德淮项目都堪称典型。这些地方政府既无清晰的发展规划，也未做翔实的调研，追求短平快，给地（企业优惠拿地）、给钱（注资入股）、给资源（协调当地信贷以及企业），先上马再说。”

社论还援引国家发改委的说法：一些没经验、没技术、没人才的“三无”企业投身集成电路行业，一些地方对集成电路发展的规律认识不够，盲目上项目，低水平重复建设风险显现，甚至有个别项目建设停滞、厂房空置，从而造成资源浪费。

原来如此！说白了，芯片的“烂尾”现象跟地方政府（包括一些国企）的“深度介入”有关。笔者虽然不了解具体数据，但相信比较起来民营资本在这方面的投资会比较谨慎一些，盖因它们用的是“自己的钱”。

地方政府“深度介入”市场竞争，被不少专家认为是“中国模式”之所以能取得成功的重要因素之一，有人甚至称之为“最好的制度”（张五常）。这方面的确可以举出不少正面的例证，比如吾国城市化的突飞猛进（这里主要是就“物理意义”而言），又比如一些基础设施建设如高铁的超前发展（以至于吾国被他人誉为“基建狂魔”），政府所起到的推动作用显而易见。既然如此，为何在芯片研制领域，政府和国企的“深度介入”却不是那么“灵光”了呢？

笔者不是这方面的专家，自然说不出个道道来，只是凭直感觉得，造芯片大概与修高铁并非一回事，不是靠政府强力推进就能一举成功的。高铁虽“高”，但技术难度可能不如芯片；更重要的是，高铁等基建只要砸钱下去就能见到效果，芯片却未必如此。

写到这里，笔者不禁无比怀念起全球化的分工协作，按照经济学的理论，如此能够最大程度地发挥各国的比较优势。就拿芯片来说，既然有些国家能制造出高端芯片，本来无需吾国投入巨资研制，花些钱向它们买来就是了。记得早在计划经济时期，吾国的一位领导曾说过“造船不如买船，买船不如租船”，“文革”中被作为其“反动言论”来批判。其实这位领导不过是打了个比喻，现在看来，此话完全符合经济学的分工和比较优势之理论，简直称得上是全球化之“先声”。

当然，无论是国际分工、比较优势包括全球化，都必须在各国和平共处、自由贸易、互通有无的前提下才能实现。一旦国际关系出现剧变，国家之间发生龃龉乃至争斗，别国的比较优势就会变成我们的比较劣势，反之亦然，于是大家就只能靠“自力更生”了。从全球角度来看，这样虽然会提高成本、降低效率、增加消耗，但也是无奈之事，总不能一直坐看着被人“卡脖子”吧。而芯片特别是高端芯片对信息时代的各种智能产业来说，其重要性自不待言。

然而即便是“自立更生”，依然还是要遵循市场规律才行，这大概就是领导所说的“更高水平的自力更生”。具体到芯片，作为典型的资本、人才、技术的“三高”产业，没有巨量资本的持续投入肯定是不行的，但是光砸钱恐怕也是不行的。至于要怎样才行，就不是笔者这样的外行所能置喙的了。反正实践已经告诉我们，芯片产业的发展肯定有与其它产业不同的特点，不是靠政府的“深度介入”就能成功的，有可能更需要发挥“无形之手”的作用。此外还需要加强基础研究、技术创新以及时间的积累，因而更难实现“弯道超车”。

任正非先生最近说了一句话：我们（华为）设计的先进芯片，国内的基础工业还造不出来，而我们不可能又做产品又去制造芯片，就如我们缺粮不能自己种稻子一样。

说实在的，笔者没大看懂他此话的意思。惭愧。（未名日记10月3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