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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轨制”还能走多久? ——兼谈实用主义之利弊

·未名周记(2034)·

 

                                            “双轨制”还能走多久?

                                                 ——兼谈实用主义之利弊

 

本文要义:实用主义尽管能在“山穷水尽疑无路”时转换思路达成妥协,从而取得“柳暗花明又一村”的效果,但由于它在逻辑上的不彻底性,其所暂时掩盖的矛盾总有一天仍会显露出来而成为继续前进的“拦路虎”。“双轨制”的问题也正在于此。

 

近读北京大学国发院教授黄益平先生的一篇文章(全文载于财新网),提及吾国在经济领域所实行的“双轨制”,认为它已经遇到了“瓶颈”需要改革,笔者颇有感悟。

所谓“双轨制”,当指吾国经济体制中的“公与私”或称“国与民”两种不同属性的经济并行发展,用官宣来表述,就是“两个毫不动摇”,即:“毫不动摇地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毫不动摇地鼓励、支持、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

任何市场经济国家都存在国有经济和民营经济,但一般而言,前者主要负责公共品生产,后者主要负责盈利性的商品生产。而吾国的“双轨制”与它们有所不同,国有经济这条腿比较粗壮,除了公共品生产,在政府的支持下,实际上还掌控着各种上游资源领域,如金融、土地、油气、电信、电力等等;民营经济主要分布在中下游的竞争性领域开展活动。这也是“中国模式”有别于其它市场经济类型的一个显著特色。

一种经济模式的产生不是无缘无故的,吾国的“双轨制”也是如此:作为一个原本实行计划经济的国家,改开以后逐渐要转向市场经济,为稳妥起见,采取了一种渐进改革的方式:一方面认识到要想把国民经济搞上去,再也不能让国有企业“包打天下”,必须大力发展民营经济;另一方面鉴于吾国的社会主义性质,又必须要坚持公有制为主体、以国有经济为主导,故此选择了有中国特色的“双轨制”。

对此,黄教授在文中是这样说的:改开之前吾国有很庞大的国有企业,改开后并未像苏联、东欧那样实行“休克疗法”把计划经济原有的一套全部摧毁,而是一方面让国有企业继续运行,这是政治和社会稳定的要求,也是经济稳定的要求,另一方面开放市场,允许包括民营经济和外资企业在内的非国有经济快速成长。黄文指“这是中国过去40年改革的重要轨迹。实行双轨制主要是为了在获得市场化改革好处的同时保持相对平稳的过渡。”

事实确是如此。回顾当初,吾国之所以选择实行“双轨制”,主要是出于“维稳”的考虑。毕竟民营经济被传统理论定性为姓“资”而非姓“社”,在改开之前几乎被消灭殆尽,改开后虽允许其“东山再起”,但对政府来说它仍属于“计划外”的“增量”,对其兴起以后会出现什么样的情况,主观认识上还是有很多不确定性;而国有经济这一块是由政府直接掌控的,尽管效率不高,但多年来已形成一套体系,可以确保有一定水平的“存量”。这样实行“两条腿走路”,自然觉得比较稳妥。而实践也证明了这一点:改开以后,吾国经济不断发展,基本上没有出现其它转轨国家那样较大的起伏。

随着形势的发展,当局对民营经济的认识也在不断深化,其政策亦在不断调整。简单梳理一下就能看得十分清楚:1988年的宪法修正案称“私营经济是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的有益补充”,中共十四大表示“多种经济成分长期共同发展”,十五大明确“非公有制经济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再到十六大提出两个“毫不动摇”原则并沿袭至今。在这一过程中,民营经济的地位在“一步一个台阶”地得以提高,如今可以说已经占据了吾国经济的“半壁江山”,在扩大就业等方面更具有明显的优势。与此同时,国有经济在经过“抓大放小”、“有所为有所不为”的调整后,本身也在不断地壮大。迄今为止,可以说“两条腿走路”的方略取得了巨大的成功,乃至超过了当初的预期,在不长的时间里,使得吾国发展成为当今世界第二大经济体。

看起来一切都“顺风顺水”。还记得上世纪五十年代的“大跃进”时期,吾国就提出了“超英赶美”的宏大目标。改开转轨至今,不仅早就实现了“超英”,还正在朝“赶美”的途中进发:吾国的经济总量已是美国的七成左右,看起来只要继续“按既定方针办”,在不远的将来有可能将取代美国而成为“世界老大”(尽管由于人口基数庞大,要想在人均方面赶上美国还有很长的路要走)。特别是今年以来全球暴发新冠疫情,美国的抗疫表现远逊于吾国,其经济受到冲击的程度之严重也远甚于吾国,客观上给吾国的“赶美”提供了更加有利的条件。

既然如此,为何黄教授在此时却提出“今天我们可能(要)考虑终结双轨制改革策略”呢? 对此,黄文中提出了比较详尽的分析。笔者不想“照搬照抄”,而是企图从另外一些角度分析“双轨制”存在的合理性及其局限性。

吾国的“双轨制”之所以取得成功,除了前面所讲的“保有存量,做大增量”以及由此创造的“维稳”条件,窃以为还有一个重要原因,那就是在吾国经济开始转轨的过程中,存在很大的市场空间。 由于吾国在改开之前实行了三十年的计划经济,在当时的政策管制之下,既不存在非国有经济(连小商小贩也被视为“资本主义尾巴”而予以割除),也不存在真正意义上的“市场”。改开以后,特别是复活民营经济后,借用上世纪五十年代的一句名诗来说,“时间开始了”。到九十年代更是干脆宣布摒弃计划经济而转向市场经济。而市场经济优于计划经济的一个显著特点,就是它能充分调动民间逐利的积极性,从而能够填补计划经济所造成的大量的市场空白。在这一时期,吾国有足够的市场空间能容纳和支持国有经济和民营经济两头“大象”同时起舞。 再加上吾国其时又正处在“追赶”或者说“补课”的阶段,开放政策使我们可以引进先进国家的技术、资本和管理经验,加入WTO后又充分打开了国际市场,且吾国又具有地大物博、劳动力资源丰富且价格低廉等“比较优势”——在这样的背景下,吾国的“两条腿走路”自然要比发达国家的“单条腿(主要靠民营经济)走路”的发展速度来得更快。

笔者认为,这正是“中国模式”取得成功的主要原因。

然而辩证法告诉我们,情况总是在不断的变化之中。应该看到,当前吾国所面临的情势与改开的初期和中期相比,已有很大的不同。简单而论,主要有两大变化。

从国内来看,经过多年的快速发展,吾国的比较优势包括“人口红利”正在不断削减,与此同时原先的市场空白已在很大程度上得到了填补——这有一个简单的事实为证:如今的“创业”难度,要比过去大得多,从而更加依赖于“创新”。一方面,这说明我们有了很大的发展和进步;另一方面,也使得“双轨制”的空间比之前越来越显逼仄,难以容得下两头“大象”在同一个房间里起舞。这些年之所以经常会出现“孰进孰退”之争,原因就在于此。其中的道理是:市场虽然会不断地进化,但它终究是有边界的。正如大海虽然宽广,但也并非像宇宙那样漫无边际。

从国际来看,众所周知,由于种种原因,目前的中美关系已跌至建交四十年来的最低点。很多人认为造成这种局面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所谓的“修昔底德陷阱”。尽管这种“陷阱”之说在学理上未能证明它的必然性,但由于吾国经济这些年快速发展成为“世界老二”,实际上使得作为“老大”的美国明显感觉到了对它的挑战和威胁,从而开始对吾国的崛起采取遏制策略。 这几年美国不仅对吾国大打贸易战,近期还对吾国的一些高科技企业如华为进行技术封锁和打压,今年以来更是随着其抗疫的糟糕表现而“恼羞成怒”,扬言要与吾国“脱钩”,甚至不惜挑起“新冷战”,最近又发生强行并购吾国在美发展的网络公司等事件,其遏制吾国发展之心可谓“昭然若揭”。可以预计,未来吾国经济在“外循环”方面将遭遇更多的困难,外需市场将受到一定程度的挤压。

为此吾国已防患于未然,提出“内循环为主,促进内外双循环”的应对之策。未来国内的市场竞争将更加激烈,“两条腿走路”相互“磕碰”的概率亦将增加。笔者曾在一篇微博中指出,要转向“内循环为主”,就必须提高“内循环”的经济绩效,这样才能“堤外损失堤内补”,而提高绩效的唯一途径就是加强竞争,因为经济学告诉我们:竞争出效率。除了民营企业之间的竞争,民营经济与国有经济之间的竞争亦将加剧。

这样一来,此前实行了几十年的“双轨制”就将面临新的挑战。因为一个“内循环为主”的市场,其范畴肯定较比之前会有所收缩。如此,原先基本上还算“相安无事”的“双轨”,其相互之间的竞争性就会增强。这虽非我们的主观愿望,却是事物发展的规律所决定的。

至此,“双轨制”是否还能走得下去,或者如黄先生之文所提出的,原来的增长模式是否需要“转型”,需要进行哪些“必要改革”,的确是值得深思的一个重要问题。处理得不好的话,就有可能演变成低效的“内斗”。

俗话说“两虎相争,必有一伤”。民营经济之间的竞争是天然合理的,虽然必会有胜有败,但由于民企的产权独立、盈亏自负,它们之间的竞争对整个国家的经济发展能起到促进作用。然而国有经济与民营经济之间的竞争就不同了,国企的亏损是由全民来承担的,且政府对国有资产负有保值增值的责任,因此很难做到在国、民之间的竞争中“一碗水端平”。前一阵子学界引进国外“竞争中性”的理论,但笔者曾在一篇微博中指出,“竞争中性”原则只适用于民企、外企之间的竞争,不适用于国企与民企之间,后两者在同一领域内是不可能“公平竞争”的,所谓“守土有责”,政府的政策必然要向国企倾斜。如此就会造成市场的扭曲,这在吾国的要素市场中表现得特别明显。

有论者日前提出取消所有制分类以求“一视同仁”,但这只是一种“表面文章”,根本的解决办法只能是明确国企与民企的分工:前者专事公共品生产,后者主要负责商品生产,以避免在同一领域“狭路相逢”。也就是说,真正合理的“双轨制”应该是分开在不同的轨道上跑车,若在同一轨道,势必就会“撞车”。

此外,还可以从一个哲学角度来分析“双轨制”的现实与未来。 如前所说,“双轨制”是吾国“渐进式改革”思路的体现,是一种“摸着石头过河”的探索。换言之,至少从其初衷来看,这是一种改革的策略而非终极范式。

“摸着石头过河”的比喻十分形象,但人们往往把注意力集中于如何“摸石头”,而忽略了其最终目的是为了“过河”。也就是说,“双轨制”是一种方式,并非目的本身,它只是一种权宜之计,或者说是一种实用主义的产物。 实用主义往往被人们用作“贬义词”,然而对它的褒贬不能绝对化。

事实上,实用主义在历史上经常成为解决难题的“高手”,它使得矛盾双方能够躲开那些一时无法排除的逻辑障碍,避免跌入“非黑即白”的陷阱,从而可以“绕道而行”。吾国“双轨制”的成功就是一个很好的例证。试想,若非如此,我们可能至今仍在“姓社姓资”的问题上争论不久,耽误了历史赋予我们的黄金发展周期。

然而,实用主义又有其难以克服的短板。尽管它能在“山穷水尽疑无路”时转换思路达成妥协,从而取得“柳暗花明又一村”的效果,但由于它在逻辑上的不彻底性,其所暂时掩盖的矛盾总有一天仍会显露出来而成为继续前进的“拦路虎”。

“双轨制”的问题也正在于此。简而言之,笔者认为,它是一种谋略而非目的,是一种“过渡时期”的产物,因此也必然要随着时代的发展“与时俱进”地加以改革和调整。很难想象,未来吾国的经济体制会照目前的格局一直这样“双轨”下去。

至于要改进成怎样一种新的模式,本文不想“深究”。这也是笔者的一种“实用主义”。前不久有朋友批评笔者的文字总是“点到为止”而没有说透,笔者的回答是:因为本人还指望这些文字能发得出去,不然,我们的所思所想又有什么意义?

这也是“双轨制”给笔者的启发。

2020年8月25日于安吉桃花源 简介:未名者,江南布衣。生于20世纪50年代,下过乡,上过学,教过书,做过公务员,写过小说。中年后下海创办并主编某内部刊物凡二十多年,撰有经济政治社会法律等分析评论文字千万余言。现已退休,居于山间一寓,远离城市喧嚣。2017年开始撰写博客(“未名周记”),2018年7月开始兼写微博(“未名日记”),以发挥余热,防止痴呆。有道是:只事耕耘,不问收获;知我者谓我心忧,不知我者谓我何求也。

笔者电子邮箱:wmc529@sina.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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