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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保”未提“保增长”

·未名周记(2019)·

 

                              “六保”未提“保增长”

 

本文要义:“六保”未提“保增长”,笔者认为是应然之举,此种理性态度值得点赞。经此大疫,今年的吾国经济首先要“保”的是就业民生,是恢复元气,而不是急吼吼地要重新回到快速增长的轨道。

 

高层决定,因新冠疫情而推迟的吾国今年“两会”,将在5月下旬召开。历次“两会”,除了五年一届的人事变动,最为舆论所关注的大概要数人代会上政府工作报告中所宣布的当年经济增长预期目标。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还要不要、会不会循例这样做呢?

吾国经济学界之前对这个问题曾有过一番争辩,正反两方面的意见都有,可谓“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但有一点是相同的:双方都以当今的世界性疫情为背景来说事。

笔者向来就不赞成政府层面的“增长目标制”,理由是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经济增长之事应该由市场来决定。而所谓“市场”,是由无数的企业和个人所组成的,他们的分散决策行为和所取得的盈亏业绩,是政府无法准确预知的。故此,企业和个人可以也应该每年设定诸如产值、利润、收入等增长目标以期努力达致,但政府若也这么做,实际上就等于把整个国家视同为一家“超级企业”,这并不符合市场经济的理念。

为此笔者在前两年曾写过几篇相关的博文。如果说那时还是就一般情况下的叙事,那么,今年还得加上一个极特殊的因素:新冠疫情。

新冠疫情对经济的冲击之大是显而易见的。吾国一季度的经济增速出现了几十年未见的负增长(-6.8%)。好在吾国对疫情采取的“强力遏制”的做法十分给力,早在3月末就基本摁住了疫情的蔓延,并在全球主要经济体中率先开始复工复产,而彼时他们那里的疫情还正在向峰值攀升,至今仍在疫情中“挣扎”。

如果新冠疫情对吾国经济的冲击仅限于一季度GDP的损失,问题还不算很大,后三个季度加快追赶就是了,即便不能完全“补偿”,全年的经济增长也就是比去年低一些而已。

但实际上事情并非如此简单。新冠疫情对经济所造成的影响远不止于损失了几个百分点的GDP,更重要的是,它在一段时间内造成了社会经济的“停摆”,而“停摆”则意味着“中断”乃至疫情后的“重启”。人类的经济活动就像一架庞大而又十分精密的机器,一旦戛然而止,就会破坏它的架构,很多零部件会遭到损坏,有些即使没有坏掉也会生锈,并非只要一合上电闸就能重新运转自如、恢复如初。 更糟糕的是,如果这架机器中的一些重要链条(无论是在国外还是在国内)断裂,要想重新将它们组装连接起来就不是那么容易了。

总之,新冠疫情不仅已经造成了几百万人的感染、几十万人的死亡,它对人类经济活动的“杀伤”也是无法估量的,也许要经过很长时间以后才能看得出来。这里还包括对人的心理和行为方式所造成的影响。 也就是说,新冠疫情给未来的经济带来的不确定性是前所未有的。在这种情况下,要想给今年的吾国经济增长定一个明确的目标,其难度也是前所未有的,甚至超过了十一年前的全球金融危机。正如《财新周刊》日前发表的题为《透视GDP增长目标之争》的社论中所说的:由于“全球新冠疫情前景不明,而经济系于此,面临双重不确定性,这使得设立GDP目标的依据可靠性大为削弱”。社论认为:不应忽视新冠疫情给经济带来的巨大不确定性;不应由某些在疫情前确立的任务倒推出来,而忽略实现条件;更不应该引发各地的数据攀比。

可是,人类行为的“惯性”是很难改变的。据媒体报道,未等中央层面表态,目前一些地方正在召开的“两会”,已在设定今年的经济增长目标上“奋勇争先”。如浙江省杭州市设今年的GDP增长目标为6.5%左右,内蒙古通辽市设为5%,山西省临汾市设为6.0%(甚至比去年年加快了3.2个百分点),四川省达州市设为7.3%,甘肃省庆阳市设为6%,如此等等。 看到地方政府设定的这些增长目标,你很难相信,这个世界刚刚经历了一场百年不遇的新冠疫情的强大冲击,而且这种冲击波远未止歇。

地方的增长目标设得如此“高调”,“攀比争功”的因素肯定是有的,更重要的恐怕另有其因。那些主张今年全国“两会”上设经济增长目标的一些学者所提出的“理论依据”是:如果不设增长目标,地方政府就会失去了工作方向。

这倒是句大实话。自改开——不,应该说自建国以来,吾国各级政府一直“习惯于”此种工作方式;又加改开以后“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设定每年的GDP增长目标更是成为地方政府心目中的头等大事;没有了这个目标,他们也许真的不知道该干什么了。如果说前一阶段他们还把防控疫情摆在首位,如今疫情得控,接下来可不就是要重新回到原来的轨道上了吗?为此,他们甚至“等不及”中央的表态,就“自说自话”地继续实行“增长目标制”。

而中央层面是如何看待今年设不设增长目标这个问题的呢?目前笔者还没有看到官方给予正面的回应,但有一个“侧面”的信息可资参考:近日召开的中央政治局会议未再提及“努力完成全年经济社会发展目标任务”,而是着眼于“稳住经济基本盘”,并首提“六保”,即保居民就业、保基本民生、保市场主体、保粮食能源安全、保产业链供应链稳定、保基层运转。

不再提及“努力完成全年经济社会发展目标任务”或许出于“技术性”考量:因为全国“两会”还未召开,还没有正式提出“全年经济社会发展目标任务”,所以还谈不上“努力完成”。目前高层明确表示必须完成的目标是要在今年内坚决夺取脱贫攻坚战的全面胜利。

然而,为何在“六保”中居然没有提到“保增长”呢?即便是并不赞成“增长目标制”的笔者,在看到“六保”的具体内容时也略有些诧异。但随即就“想通了”:这或正体现了高层“实事求是”的态度。姑妄析之——

首先,如前所说,由于新冠疫情对国内外市场前景造成前所未有的不确定性,要准确预估今年的增长速度,本身难度就很大。

其次,经济增长当然是越多越好,但目标一经提出就必须实现,尽管往年还能做到“八九不离十”,但今年的情况极其特殊,万一提出“保增长”的目标却实现不了岂不尴尬。

再次,“六保”所体现的其实是一种“底线思维”,即只要真正做到了“六保”,经济增速高一点、低一点都关系不大,就能确保吾国在当今复杂严峻的国际形势面前“立于不败之地”。如果非常时期还要刻意追求经济增速,效果可能会适得其反。

笔者要特别指出的是:由于其它国家包括各主要经济体的疫情显然不可能在短时间内消失,目前各国都处于“闭关锁国”的状态,并且很可能会延续到下半年,这就意味着,吾国在今年的大部分时间里,也将不得不“关起门来做生意”,这对于过去几十年一直投身并获益于全球化的吾国经济来说,将会有怎样的影响,是绝不应该忽视的。

除此之外,还有很重要的一点是:GDP所显示的只是账面上的“产值”,并不代表增长的质量。 关于这一点,笔者信手拈来一个现成的例子:据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一季度吾国的GDP增速为-6.8%,看上去GDP已然因疫情而损失了不少,然而你若看到统计局公布的另一个数据,也许会更加惊诧:3月份吾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同比下降34.9%,较1-2月回升3.4个百分点,但仍大幅低于去年同期48.8个百分点(原文如此,可能是指全季)!而据统计局介绍,3月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的产出水平已基本恢复到去年同期水平,工业复产的效果比较明显。

什么意思呢?就是说从“产值”(GDP)来看,吾国一季度与去年同期相比负增长了6.8%,然而一季度规上工业企业的利润却远远超过“产值”的下降幅度,与去年同期相比近乎“腰斩”;从规上工业来看,虽然3月份的产出水平已基本“恢复如初”,利润同比较前两个月的下降幅度略有缩小,但依然下降了34.9%之多。也就是说,从一季度来看,无论是整个宏观经济还是规上工业,我们的产出与利润之比完全不匹配!与此同时,根据税收总局公布的数据,一季度吾国的税收收入同比下降16.4%,超过同期GDP同比降幅的一倍多。

这其实是吾国经济近年来的一个老问题,即:从GDP产出看,每年的增速都不低,但就其增长质量看,却不尽如人意。故此高层几年前就提出吾国经济要从高速度增长转向高质量增长。

那么,何为“高质量”?从企业得角度来看,衡量的指标主要应是所能赚取的利润。一家企业,如果产出(产值)很多,利润很少,就不能说它是一家成功的企业。从百姓个人来说,当然更为简单,在扣除个税、房贷、信贷、信用卡透支等债务后,每年还能净挣多少钱。 但对一个国家来说,计算起来就要复杂得多了,甚至根本就无法统计。所以,企业既可以设定自己的总产值(营业额)增长目标,也可以设定自己的利润(赚钱)目标,但一个国家和地区的政府充其量只能设定GDP即国民生产总值的增长目标,至于全国、本地区究竟赚了多少钱,却无从查考,无法设定其增长目标,更不用说准确核算增长过程中所消耗的资源包括对环境、大气的损害。这就是政府层面的GDP考核方式的缺陷所在。

说到这里,不能不提及一些经济学家近日提出的刺激方案,前一阶段最有代表性的大概要数“新基建”,日前又见有人引当年的“4万亿”计划为证,主张更大规模地实行财政和货币的扩张政策,以确保今年的吾国经济增长在“水平线”以上。其实说白了还是过去一些年的老套路:投资保增长,举债保增长。

举债的目的是为了增加投资,而投资当然能刺激经济增长。唯一的问题是,如此增加债务大举投资,经济效益如何,能产生多少利润呢?如果不算这笔帐,又如何能保证增长的质量呢?要知道,加大投资基础设施建设(所谓的“新基建”)虽然能拉动当期的GDP,但短期内很难盈利甚至还会“亏损”,基建的作用在于长远。再说,吾国的基建早已经居于世界领先,作为一个人均收入只及中等水平的发展中国家,我们还要将它“拔高”到什么水平呢?笔者甚至看到,有些专家还隐晦地批评当前吾国政府推出的刺激政策不够“大胆”,不及别的国家“放水”力度。

“放水”不及别的国家,这可能是一个事实。然而,这难道不是恰恰表明,吾国政府吸取了过去“大水漫灌”的教训,意识到要在疫情尚未结束时提振经济,光靠“放水”会带来极大的副作用吗? 关键的关键在于,经济学的铁律是,世上没有免费的午餐,投资基建的钱不会从天上掉下来,因此“放水”就意味着举债,而吾国在疫情之前的债务水平已经处在一个很高的台阶上。有些专家认为当前政府的负债率不算高,但他们可能忘记了计算吾国国企的负债数量,而国企的负债等于是“准公共债务”,何况地方政府还有许多债务是隐性的。如果为了在疫情冲击下“保增长”再搞一次“大水漫灌”,以后的日子还怎么过?难道正应了凯恩斯的一句话“从长远看,人总是要死的”,甚至是据传出自路易十六的另一句更狠的名言“我死后哪怕洪水滔天”?

专家说话可以不负责任,但政府做事却不能不负责任。故此,笔者认为决策层在刺激政策上的审慎态度是正确的,是一种困难面前有定力的表现。

笔者并不反对为应对疫情而“放水”,但此时“放水”的目的,是为了防止发生金融危机,为了高层所提出的“六保”,特别是保民生、保就业。要知道,之前因疫情冲击,经济停摆了差不多一个季度,所造成的损失已无法挽回,而之后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复工复产都将在“内防反弹,外防输入”的背景下开展,与疫情之前的正常情况有很大不同,此时若用“大水漫灌”的办法来力图把失去的GDP补回来,恐怕只会落得个欲速不达、利少弊多的结果。那些主张再度使用“激进疗法”的专家们,难道不知道“病来如山倒,病区如抽丝”这个朴素的道理吗?……说实在的,我们已经很幸运了。看看欧美那些发达国家吧,讲句难听的话,他们还正处在“水深火热”中呢,而我们已经全面复工复产了。

所以,“六保”未提“保增长”,笔者认为是应然之举,此种理性态度值得点赞。经此大疫,今年的吾国经济首先要“保”的是就业民生,是恢复元气,而不是急吼吼地要重新回到快速增长的轨道。那些主张“大放水”的专家,其内心隐含的恐怕还是“GDP挂帅”的旧情结,骨子里是对市场作用的不信任和对行政干预的迷恋。

还是回到文首提出的那个问题:即将召开的全国“两会”上,政府究竟会不会像往年那样设定今年的经济增长目标呢? 实话实说:对此笔者不好猜。盖因“应然”是一回事,“实然”又是另一回事。还是容笔者“圆滑”一点吧:

如果最终的结果是肯定式的,那么,只能理解为一种长期形成的增长方式和工作方式很难得以改变。

如果结果是否定式的,那么,这将是一次真正的改革。笔者想引用上述财新社论的最后一段话来结束本文:

“这是一个难得的观察窗口,可以让我们看看,没有GDP指挥棒,中国经济会怎样,各级政府又如何开展经济工作。全球范围内,由中央政府年复一年提出GDP增长目标的国家并不多见。也许可以说,这一惯例退出历史舞台之日,正是中国市场经济体系成熟、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实现之时。”

                                                             2020年5月11日于安吉桃花源

 

简介:未名者,江南布衣。生于20世纪50年代,下过乡,上过学,教过书,做过公务员,写过小说。中年后下海创办并主编某内部刊物凡二十多年,撰有经济政治社会法律等分析评论文字千万余言。现已退休,居于山间一寓,远离城市喧嚣。2017年开始撰写博客(“未名周记”),2018年7月开始兼写微博(“未名日记”),以发挥余热,防止痴呆。有道是:只事耕耘,不问收获;知我者谓我心忧,不知我者谓我何求也。

笔者电子邮箱:wmc529@sina.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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