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名周记（2014）·

本文要义：以张之所言，若其它国家真的不幸走到“群体免疫”这一步，历经艰辛好不容易打赢了“上半场”的吾国，难道要受他们的“牵连”，还得跟新冠病毒打“加时赛”？

当下，新冠病毒正在全球肆虐。就目前的形势来看，笔者有一种不祥的预感：情况不妙。由于种种原因，新冠疫情在一些国家特别是美国犹如野火一般迅速蔓延，全球确诊病例仿佛眨眼之间就突破了百万大关。

现在回过头想想，虽然也付出了惨重的代价，但吾国能在两个月之内就能将疫情基本“摁”住，真是不幸中之大幸。

可是，如果域外那些国家的疫情真的失控的话……

正在此时，看到旅美律师张晋蜀先生在其所撰《我在疫区洛杉矶》的最近一篇（3月30日）里写道：不管美国的测试再快再多，恐怕已无法堵死病毒了，现在美国的应对策略已不是围堵病毒，而是通过禁足令和社交远距把疫情上升曲线压下来，尽量避免病例上升过快而挤兑医疗能力。他认为，除非马上出现疫苗，否则这场战疫恐怕只能靠足够的群体感染而后得的免疫力了。

笔者观后不由一怔：这不就是前一阵子英国一些专家提出的“群体免疫论”吗？尽管后来连英国政府也不得已放弃了这一方略，转而学习吾国的“强力遏制”模式，但近日有迹象表明，英国政府对“群体免疫”似乎还不死心，正在准备推出所谓的“免疫测试”。

关于英国的“免疫测试”，毕竟尚未展开，笔者留待之后的博文再说，还是先顾眼前吧。现在看来，由于制度、文化、国情等等的差异，其它国家很难“抄”得好吾国的“作业”，疫情在他们那里已如“脱缰之马”，不要说美国、意大利，就连前些日子采取“佛系抗疫”且看上去效果不错的日本，据说也快顶不住了。 如此下去，将会怎样？……

又见张律师接着写道：“也就是说，中国用围追堵截苦苦打了前半场，境外各国正在疲于应付打下半场，等境外群体免疫力形成，除非很多国人已神不知鬼不觉地获得了免疫力，在中国恐怕还会有场加时赛。”

这一下可把笔者给惊着了！以张之所言，若其它国家真的不幸走到“群体免疫”这一步，历经艰辛好不容易打赢了“上半场”的吾国，难道要受他们的“牵连”，还得跟新冠病毒打“加时赛”？

张先生所言有没有道理呢？ 应该说还是有几分的。笔者之前写过一篇博文，把“强力遏制”与“群体免疫”这两种模式加以比较，指前者控制疫情更为有效，且已为吾国的实践所证明，而后者付出的生命代价实在太大因而不足取。但笔者同时也指出，若其它国家的抗疫斗争失败无奈走向“群体免疫”，这对已经基本控制住疫情的吾国将是不利的，因为“强力遏制”若只在一国取得成功，在全球化的背景之下，很难避免境外疫情的“倒灌”，而吾国的绝大多数人并没有获得免疫力。

事实上当前吾国也正在面临“输入性疫情”的威胁，只不过由于现在“输入性”的规模相对较小，检测和治疗目标又比较明确，因此吾国还可以应对得来。

然而，若事情真的走到张律师所说的这一步，其它国家输掉了“下半场”，吾国又将如何开打“加时赛”呢？到时候“剧情”是否将会又一次反转呢？

笔者在之前的另一篇博文中曾提到财新主编王烁先生引用的“木桶效应”，即人类的这场抗疫斗争能否取得胜利，取决于那块最短的而不是最长的“木板”，后来又见“硬核主任”张文宏医生也提出相同的观点，与张律师的“加时赛”之说可谓“异曲同工”。

不过笔者在博文中也指出，有一种情况可以避免“剧情”的反转，这就是：若他们真的输掉了“下半场”，已经基本打赢“上半场”而不想再打“加时赛”的我们，在新冠特效药和疫苗问世并大规模应用之前，暂时性地实行“闭关锁国”，以此来杜绝病毒的“倒灌”。

实际上我们已经在开始这么做了。吾国有关部门日前宣布，持外国护照者想要进入吾国，需获得吾国驻外使领馆的新的签证，之前的签证暂时失效。这在当前全球疫情仍然蔓延不止的形势下自是应然之举，否则吾国“上半场”所取得的成果将前功尽弃。

但是，这毕竟是临时性的举措。如果上述“最坏的情况”不幸成为现实，新冠疫情在其它国家真的被逼向“群体免疫”，吾国的“闭关锁国”要维持到何时才能到头呢？要知道，所谓“群体免疫”，只是说大部分人因感染过病毒而具有免疫力，而除此之外的小部分人，在已经形成“群体免疫”的国家里是安全的，若他们“窜”到一个没有形成“群体免疫”的国家，就是另一种情况了：无论是对这些人还是对这个国家，都有交叉感染的可能性。极而言之，若真的如此，吾国就有可能不得不成为“孤岛”——我们不欢迎他们来，他们也不敢来吾国。

这当然是一种最坏的设想。但所谓的“底线思维”，不就是强调凡事要从最坏处做好准备吗？故此，已经基本打赢了“上半场”的我们，只能祈祷并且必须要帮助别国也能打赢“下半场”，否则我们就真的可能被拖进“加时赛”，除非我们长期实施“闭关锁国”，跟别国只在网上做做生意。

可是，网上做成的生意也需要“实物交割”啊。看看眼前的情势，由于新冠疫情，全球的贸易几近停滞。

当然吾国是个大国，即便只能“体内循环”，总还能“自给自足”，经济不至于崩盘，最多也就是不会像以前那样通过贸易顺差赚钱了，即便有些产业链可能断裂，日子总还能过得下去，只是人们的收入和生活水平可能会有所下降。

听上去是不是觉得笔者在“杞人忧天”？……最好是这样。但“底线思维”不就是“把丑话说在前面”吗？

故此，希望张晋蜀先生不是个“乌鸦嘴”（顺便插一句：“乌鸦嘴”的原意并非是指“说坏话”，而是指“不幸而言中”）。

说到这里，笔者想起吾国网民的一句话，即指我们打“上半场”，别国打“下半场”，但除此之外还有一种人是“打全场”，这就是在海外的吾国公民，其中包括规模上百万的留学生。眼下，他们中的很多人都想回国“避疫”，成为吾国“输入性”最主要的来源。

笔者之所以提及此事，是由于近日在电视上看到一则新闻： 3月30日，在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新闻发布会上，吾国民用航空局运输司的一位巡视员，称随着政策的调整，国际客运航班出现明显变化，“根据测算，3月29日到4月4日，预计通过航空口岸入境的人员，将从日均25000人下降到4000人左右。”

为什么入境人员数量会有如此大幅度的减少？是国外的吾国公民“回国避疫”的意愿趋弱了吗？ 恐怕不是。根据这位巡视员的介绍，原因是除了外国航空公司因本国防疫要求减少乃至停飞来华航班之外，吾国的涉外航班也应主管部门的要求实行“五个一”政策，即1家航空公司在1个国家内保留1条航线，1周不超过1班。在此之前，按民航总局的要求，自3月19日以来，国际航班的班次已有过两次缩减，最初的上限是每周1165班，后来减至734班。此次实行“五个一”之后，一周航班量进一步缩减为108班。

为何国际航班量如此一减再减？不用说，当然是为了减少新冠疫情的“输入性”。笔者在前面说过，完全赞成对外国人的入境限制，然而，如此大幅减少国际航班，受影响的主要还是吾国在境外又想回国的人员，包括大批的留学生。 此前笔者见有报道说，前一阶段飞往吾国的国际航班中，有九成以上都是我们“自己人”。就连上述那位巡视员也承认，国际航班的如此递减，对境外中国公民特别是留学生群体的影响比较大。他表示，确实关注到他们还是有客观上的回国需求，“对需求集中、飞行目的地有接收保障能力的城市，会视情启动重大航空运输保障机制，民航也有能力及时开通临时加班和包机。”

事实上也的确如此。据报道，吾国驻英使馆近日专门组织了一班包机，将部分有回国意愿的小留学生接回国内。

这当然是个好消息。可是，一架包机只能容纳200来人，只及留英学生的几十分之一乃至更少，其它的人怎么办？是否还有后续的包机？此外，滞留在其它国家的留学生呢？如据财新网最新报道：在美国的40多万中国留学生绝大多数目前未回国，暑期将至，留学生回国需求巨大。有调查显示，六成在美留学生希望立刻回国，但由于回国机票被大面积取消，很多学生、家长陷入焦虑。

让笔者把话说白了吧：无论如何，对身在海外的吾国人（持外国护照者除外），只要他们有回国意愿，我们就应该尽可能地予以满足。记得武汉和湖北抗疫期间，对新冠肺炎患者，领导曾发出“应收尽收”的指示，并大力兴建“神山医院”和“方舱医院”，从而有效地遏制住了疫情，拯救了很多人的生命。笔者认为，如今对在境外而有回国意愿的吾国国民，也应实行上述原则。理由很简单：他们都是我们的同胞。

尽管减少航班可以减少“输入性”，但对技术性问题的考量不能置于政治道德伦理之上。何况正如张文宏医生所说，比起当初处理湖北、武汉的严重疫情，应付眼前这些“输入性”的压力毕竟要小得多，尽力对归国者严格执行隔离检疫措施就是了。

最新消息说，吾国外交部副部长马朝旭已表态，对于疫情严重国家，确实有困难急需回国的留学人员，将及时采取必要措施，协助他们逐步、有序回国。笔者为此而点赞。

行文于此，不禁又想起之前在媒体上看到的两个资讯。 一则是关于美国总统与纽约州长科莫的一番争执。鉴于纽约等几个州的新冠疫情之严重（纽约现在已堪称是“美国的武汉”），美总统曾打算让纽约“封城”，但立马遭到科莫的强烈反对，当面直指这么做既不可行也不合法，且会造成混乱和恐慌。他还称总统的建议相当于“联邦政府向这些州宣战”。最后迫使特朗普改了主意。

科莫州长为何如此反感“封城”，而且不惜搬出法律要与总统翻脸？其“宣战”的比喻又从何说起？笔者的分析是，或许在科莫看来，纽约的疫情虽然十分严重，但“封城”相当于将纽约与美国其它地方隔绝开来，这对纽约市民来说是十分不公的——他们也是美国人。

另一个资讯来自于王烁先生最近在财新网发布的一篇博文，题目叫《他们为中国人堵枪眼》。王先生所说的“他们”，乃是指当初的武汉人。文中说：“中国必须在武汉就与新冠总决战，以举国的医疗资源，就地摁住它，否则新冠蔓延到全国，各地都可能变成武汉。原因很简单，中国的人均ICU床位和呼吸机数量太少，完全没有安全边际，无法在漫长战线上与新冠作战，那样不过是被它各个击破而已。 中国只能将战线集中在一点，把能运的设备都运过去，把能派的医护人员都派过去，以举国之力，在这一点上正面对决，摁住它，摁不住的话就完了。这一点，就是武汉，就是湖北。武汉人、湖北人没有选择，为中国人堵了枪眼。”

王文的后面还有一句话，笔者就不抄录了。不然笔者的这篇博文也许很难发得出来。

这次新冠疫情，对各个国家和族群的冲击和影响堪称巨大，包括制度、文化、人们的“三观”以及生活方式和习惯等等。不过这个话题太大，也许下次再聊。

最后要说两句：一是但愿别的国家最终能打赢“下半场”（最新数据显示，全球疫情的第三个“震中”美国，昨日终于首次出现了新增确诊病例的下降），这样的话，吾国也就不用像张晋蜀先生所说的打“加时赛”了；二是如果“群体免疫”无可避免，希望是通过注射疫苗的方式，这样的话吾国全体国民也可成为免疫者，自然就无需“闭关锁国”了。

当然最好的结局，还是新冠病毒会像SARS一样忽然“消亡”，全球的疫情也就自动解除了。如此，张晋蜀先生没能当上“乌鸦嘴”，笔者前面所说倒确成了“杞人忧天”——这恰是笔者求之不得的。

                                                               2020年4月6日于安吉桃花源

简介：未名者，江南布衣。生于20世纪50年代，下过乡，上过学，教过书，做过公务员，写过小说。中年后下海创办并主编某内部刊物凡二十多年，撰有经济政治社会法律等分析评论文字千万余言。现已退休，居于山间一寓，远离城市喧嚣。2017年开始撰写博客（“未名周记”），2018年7月开始兼写微博（“未名日记”），以发挥余热，防止痴呆。有道是：只事耕耘，不问收获；知我者谓我心忧，不知我者谓我何求也。

笔者电子邮箱：wmc529@sina.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