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自疫情大规模暴发以来笔者所见到的最好消息：截至2月19日24时，湖北省新增确诊病例骤降至349例，全国新增病例零增长省份达到13个，17个省份新增确诊均在个位数以内。看来说“拐点已至”或是言之尚早，但至少是越来越近了。

笔者从央视等官媒近日的报道也看出，“风向”正在起变化，官方的宣传主题正逐渐向“复工复产”倾斜。毕竟疫情给吾国一季度经济造成的损失太大了，如不抓紧弥补，势必影响全年的“稳增长”。

然而笔者又见财新网昨日报道，欧洲在华企业的复工目前面临诸多挑战。如中国欧盟商会主席伍德克几天前从比利时回到北京后，需要居家或集中观察14天。据介绍其他来自海外的人士也适用这一规定。伍德克为此发牢骚，称这是一种“奇怪的现象：从北京飞到欧洲的人不用隔离，而从欧洲飞到北京来的人却需要隔离。”他指这种一刀切式的政策规定不尽合理，既会阻碍跨国商务来往，也可能影响高官来往。

报道称在上海的欧洲商界人士也面临不同方面政策规定的不协调，虽然上海市并未要求外国人返沪就得隔离，但是普陀区、静安区等部分城区却有这样的要求。外企获得复工许可也颇为不易。据反映西南地区的不少城市，提交给相关部门仍待批复的复工许可申请“堆积如山”；相关部门却很少给出复工所需准备的材料清单。已经复工的部分欧洲企业，则面临着上下游产业链复工难的挑战。伍德克称，他所在的大型欧洲企业巴斯夫在中国多地都有业务，许多城市货车上路或进出城仍需许可，而各个地区、各个城市要求的材料又各不相同，往往还要提前72小时提交给相关部门。笔者看到，有些省份如江浙为全面复工祭出了包机、专列接回外省务工者的“硬核”措施，而有些地方仍在实行高强度的“封路”、“封区”。

此种情况，说是“混乱”并不过分。对于习惯于在法律和统一的规则下行事的在华欧洲企业，“实是令人头疼”（伍德克语）。为此笔者再次呼吁，疫情本来就较轻、且已明显迎来“拐点”的省市，应该由中央着令将“一级响应”降为“二级响应”，有些感染者很少、又连续十多日无新发病例的地区，甚至可以下调为“三级响应”，并实行统一的防疫控疫措施及复工复产的条件和规则，不应再让此种混乱局面再继续下去。要知道，“混乱”不仅给企业带来不必要的麻烦。也会造成GDP的损失。

如果一边号召企业复工复产，一边又全都继续维持“一级响应”的最高戒备等级，那么，这种分级的响应机制岂不是形同虚设，又何以体现领导所要求的“依法治疫”？

顺便提一句，根据吾国宪法规定，全国人大有权决定全国或者个别省、自治区、直辖市进入紧急状态（当然也有权撤销）。自新冠疫情暴发以来，已有多个国家宣布进入紧急状态，反倒是作为疫情中心地区的吾国特别是疫情最严重的湖北省，却一直没有宣布进入紧急状态，这是何故？难道是忘了宪法还有此项规定吗？（未名日记2月2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