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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工复产:地方政府的“后顾之忧”

随着延长的春节假期结束,各地陆续开始复工复产,如何兼顾疫情防控,恐成地方政府最头痛的问题。国家发改委相关负责人日前表示,疫情严重地区的首要任务是疫情防控,疫情较轻地区合理设置防护标准,尽快实现全面复工,严格制止以审批等简单粗暴方式限制企业复工复产。话虽如此,笔者觉得具体到地方该如何操作却没那么容易。一个不争的事实是,全国各省市的疫情虽然有重有轻,仍都在实行最高的一级响应机制,许多地方即使疫情并不严重,也仍在“封区”(隔离市内小区)、“封路”(不许外地车辆人员进入)。
 
笔者在之前的一则微博中指出,随着湖北之外省市的病例增长数量连续下降,疫情较轻的地区是否可以下调为二级响应,以利于企业复工复产。遗憾的是迄今未见任何地方有此调整。细析之,这是现行体制下地方政府固有的行为逻辑所致,即他们在决策顺序上会理性地作出对自己风险最小化的选择:谁都知道疫情的发生会影响经济,因此即使本地的GDP增速下降不少,那也不是他们的责任,上面很难追究;然而如果因为复工复产放松管控导致本地疫情扩大(既要复工复产就无法避免人员的“聚集”,从而增加感染的机率),本地主政者将难辞其咎(尤其是看到湖北的几位官员已被免职)。就像当初疫情刚起之时,各省齐刷刷地一步到位实行一级响应,对地方政府来说这是最“保险”的举措(讽刺的是疫情最严重的湖北反倒是动作最慢的);但现如今要谁来带头将一级下调为二级,却是难了,因为所冒的“政治风险”很大。
 
因此笔者认为,当此之时,作为中央集权的全能型政府,应该由上头根据各地的具体情况作出统一部署。笔者所说的“部署”,必须是明确的、量化的,而不是那种“既要……又要……”之类的原则性要求,这种要求貌似“辩证”,实则没有区分主次。
 
昨日看到全国人大财经委原副主任、央行原副行长 吴晓灵女士提出,应该依法设立疫区和非疫区并分区施政(财新网),笔者对此表示赞成,盖因这样的划分必须要由中央作出,意味着中央担了责任。凡“疫区”当然要以阻击疫情为先,复工复产只能推迟;而对于“非疫区”的地方政府,只有卸下他们的心理负担,明确主次,才能激励他们实事求是、因地制宜,心无旁骛地在复产复工和防控疫情之间做出合理的平衡。(未名日记2月1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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