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名周记（1823）·

本文要义：这一堪称伟大的历史性变化，就在于遵从了一个朴素的真理：总体而言，民企比国企更有效率。这也正是本文所指的国企改革真正的“出发点”：因为国企的效率不如民企，所以吾国不能局限于国企本身的改革，必须要由计划经济转轨市场经济，竭力发展壮大民企，以民企的高效率来刺激和带动国企，从而提升整个经济的增长。吾国的国企改革之所以历经四十年之久而仍未竟其功，就是因为往往忘记或者离开了这一“出发点”。

最近，接连在媒体上看到几篇有关国企改革的文章，作者都是当年改革的亲历者。如曾经官至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党委书记、全国政协常委，现已退休的陈清泰先生，他在《经济观察报》上撰文呼唤国企改革要有“新突破”，指如果能摘掉“所有制标签”，消除“所有制鸿沟”，突破“姓国姓民”的桎梏，将是生产力的又一次解放。又如现任中国改革基金会国民经济研究所副所长的王小鲁先生，当年曾在“农村发展问题研究组”任职，是国家体改委的“老人”，日前他接受凤凰财经访谈时表示，“国企存在的意义并非保持政府对经济的控制力”，“政府需要进一步明确指导思想，不应把做大国有企业作为改革目标”。等等。

一段时间以来，有关国企改革的深度理论探索似已偃旗息鼓，只见一些如何把国企“做大做强做优”的技术性讨论。上述几位当年改革亲历者的文章，却毫不避讳地直指“所有制”、“姓国姓民”等比较敏感的问题，看上去颇有“旧话重叙”的意味，尽管只是发表在一些不那么主流的媒体上，读罢仍让人有所触动。笔者不知道其后有何“背景”，但由此引出了自己以往积淀下来的一些思考，萌发了就国企改革问题写作随笔系列的念头。说是“随笔”，皆因笔者并非理论专家，只能是想到哪儿键盘就敲到哪儿，有不当之处，敬请方家教正。

若从1978年的中共十三届三中全会算起，到今年恰逢吾国改革开放四十周年。国企改革从一开始就是这一宏大叙事中的重要章节，故此，可以说吾国的国企改革也已历经了四十年。而从1949年新中国诞生并开始组建国企到“文革”结束，一共也不过只有三十来年，也就是说，国企的改革竟然比之前国企存在的时间还要长得多，并至今仍处在“任重道远”中，这在世界改革史上恐怕绝无仅有。由此可见吾国国企改革的艰难程度。

吾国的国企改革为何如此费时费力？在笔者看来，一个极重要的原因，就在于我们时不时地会忘却了当初之所以要实行改革的“出发点”。

那么，四十年前，吾国为何要推行国企改革呢？

任何一种事物的改革，其本质都是“纠错”，若无错可纠，又何需改革？而吾国国企改革的“出发点”，简而言之，就是由于它的效率太低，再加上在计划经济的条件下，国企在吾国经济中占据绝对的统治地位，其生产供给完全无法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追求”，故此必须对其痛加改革。否则吾国的经济即使不会“崩溃”，百姓也势必如朝鲜那样一直过着穷日子，更遑论发展成为今天的世界第二大经济体。

然而，如果单单对国企本身进行改革，显然无法从根本上扭转此前吾国经济整体的低效率。因为人类社会的实践和理论早已证明，由于国有企业固有的“所有者缺位”这一特性，即无人真正以自己的身家对企业的盈亏负责，经济学谓之“缺乏硬约束”，因而它的效率注定要低于民营企业。如果一个国家的经济以国企为主体，那么，无论你怎么改、怎么提升国企的效率，它最终都会撞到“所有者缺位”这块坚硬的“天花板”。这也是计划经济之所以遭遇失败的根本原因。

吾国的国企改革，最初几年只是在原有体制上加以“拨乱反正”，譬如恢复工资奖金制，甚至试行过承包制，如此国企的效率虽比“文革”时期有所提高，但与世界上那些市场经济体相比，整个国家的效率仍远不及人。这样下去，吾国与先进国家的差距只会拉大而难以缩小。正是在这一现实面前，以邓小平为首的老一代领导人才下决心要将吾国原有的计划经济转向市场经济，随后还加入了世界贸易组织，令吾国经济融入了全球化的大潮之中。从这个意义上看，吾国经济真正具有转向意义的“改革开放”，应该是从1992年邓小平的“南巡”开始，此前的改革，只是对旧体制的修补和匡正。

而市场经济与计划经济的区别之一，就在于前者拥有大量的民企，后者则是由国企“一统天下”。时至今日，民营企业在吾国的经济中已占有六成以上的份额，其就业数量更是占据八成以上。试想，如果没有这些年民企的发展壮大，如果依然是国企“一统天下”，吾国经济怎么可能“鸟枪换炮”，坐上“世界老二”的位置呢？

这一堪称伟大的历史性变化，就在于遵从了一个朴素的真理：总体而言，民企比国企更有效率。

这也正是本文所指的国企改革真正的“出发点”：因为国企的效率不如民企，所以吾国不能局限于国企本身的改革，必须要由计划经济转轨市场经济，竭力发展壮大民企，以民企的高效率来刺激和带动国企，从而提升整个经济的增长。尽管我们的一些理论家们一直羞于承认这一点，总是企图在国企与民企谁更有效率这一根本性的问题上“和稀泥”，但事实胜于雄辩，对此无需引用多少数据和事例。吾国的国企改革之所以历经四十年之久而仍未竟其功，就是因为往往忘记或者离开了这一“出发点”，总是想保住国企的主导地位，国家的资源和政府的政策总是有意无意地向国企倾斜，甚而至于有时还会出现“国进民退”的现象。

笔者经常引用毛泽东的一句名言：世界上有大道理、小道理，而大道理管着小道理。吾国的国企本身需不需要改革？当然需要，但这只是国企内部经营管理的改进，属于“小道理”。真正的、具有全局意义的国企改革，必须要置于“大道理”之下来进行“顶层设计”，即：就总体而言，国企的效率永远也比不上民企，因此在竞争性领域，国企应该尽可能地退出而“让位”给民企。若不承认这一点，硬是坚持认为国企通过内部改革其效率也能比肩民企，就等于消解了吾国改革开放、由计划经济转轨市场经济的必然性和合理性。

邓小平说过，改革要“摸着石头过河”。这就是说，由于人的认知局限，在改革之初，虽然我们已经下定决心要“过河”，但我们并不知道应该如何“过河”，所以只能“摸着石头”。然而，改革者不应该忘记自己的“出发点”，即自己为什么要“下河”、以及是从哪里“下河”的。用现在流行的一个词语，就叫做“不忘初心”。

笔者再重复一遍，国企的效率低而不及民企，这才是吾国国企改革的“出发点”。找回这个“出发点”，并不是说要让国企的效率赶上乃至超过民企（果能如此，整个经济史和经济学都将要改写），而是说要找准国企的定位，进行战略性的调整，然后再通过内部改革尽可能地提高国企本身的效率。当然，说国企的效率低于民企，是就总体而言，虽然有的民企也会“搞砸”，但并不能据此推翻上述认知。唯物辩证法告诉我们，讨论问题一定要厘清特殊与普遍的不同。

这也就是说，所谓国企改革，有宏观意义上的，有微观意义上的。作为宏观意义上的国企改革，首先要承认并正视它固有的、无法改变的特性，进而重新加以“谋篇布局”，有所为有所不为；然后才是微观意义上的国企改革，即进行内部的“挖潜增效”。而这些年来吾国国企改革存在的一个偏差，就是混淆了这两种意义的改革，常常以微观的视角来看待宏观问题。

国企当然有它的存在意义，否则就无法解释为何世界上任何国家都有国企，而“存在的就是合理的”（关于这一点，笔者另文再议）。民企当然也有很多问题，尤其是它在法治不彰的情况下很容易不择手段地“唯利是图”，从而可能会损害公众利益。但如上所说，这并不能推翻“国企的总体效率不如民企”的实证定律。承认并接受这个定律，国企改革才能找准自己的定位与方向，不会“赖”在竞争性领域非要与民企一较高下。要知道，国企的效率虽不及民企，但国企的背后是政府的权力，如果政府打定主意要让国企成为赢家，民企是绝对争不过的，而为此付出的代价必然是国民经济整体效率的损失。所谓“国进民退”，必是权力干预而非公平竞争的结果。——那样的话，就不止是忘却，而且完全与国企改革的“出发点”背道而驰。

是为“国企改革随想”之首篇。

2018年6月11日于竹径茶语

作者简介：未名者，江南布衣。生于20世纪50年代，下过乡，上过学，教过书，做过公务员，写过小说。中年后下海创办并主编某内部刊物凡二十多年，撰有经济政治社会法律等分析评论文字千万余言。现已退休，居于山间一寓，远离城市喧嚣。2017年开始撰写博客，每周一文，发挥余热，防止痴呆，只事耕耘，不问收获。诗云：知我者谓我心忧，不知我者谓我何求也。

笔者电子邮箱：wmc529@sina.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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