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名周记（1810）·

——关于“中国模式”的思考之八

本文要义：“中国模式”的核心要义究竟是什么呢？简单地说，在政治方面，当然是“坚持党的领导”；在经济方面，则可以概括为“政府主导下的市场化”。而增长目标制，正是政府主导经济的一根“指挥棒”。

在本届即十三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召开之前的一段时间里，尤其是自去年11月中共十九大提出吾国经济要由过去的高速增长转向高质量发展这一重要方针之后，坊间关于舍弃GDP增长目标制、或者将增长预期目标改为预测性指标的呼声渐高。持此建议者认为，这样可以避免过度追求GDP所导致的地方过度负债、宏观杠杆率上升、经济结构扭曲、数据作假等问题；这些建议者中包括曾经担任过央行研究局首席经济学家、现任清华大学金融与发展研究中心主任的马骏先生。据报道，此前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机构也曾表示希望吾国政府能够逐步取消GDP增速目标，或者改为预测指标。

笔者在去年年初曾经写过一篇博文，题为《增长目标制与执政合法性》。文中引述了时任财新传媒总编辑胡舒立女士的一番论述，她指增长目标制是一种“计划经济色彩浓厚的手段”，与“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决定性作用”的方向背道而驰；称“极少有市场经济国家年复一年地制定经济增长目标，更多的国家关注的是通货膨胀、失业率等指标，且只作为制定政策的基准，而非务必达到的目标”。

作为市场经济的拥趸，笔者自然也倾向于不设增长目标，且在那篇博文中还分析了吾国政府之所以实行增长目标制，是因为实际上将经济增长视为自己最大的执政合法性。虽然从实践效果看，鉴于吾国特有的政治体制，增长目标制的确对促进吾国的经济发展起了很大的作用，但也不可避免地带来了许多副作用，总的来说，笔者在道理上是赞同胡舒立、马骏等专家之观点的。当时还有一些专家乐观地预期，不久将召开的新一届全国人大很可能会不再提增长目标。

对此，笔者倒是持谨慎态度，并在那篇博文中指出，一种长期奉行的增长方式是很难轻易转变的，这些年来，吾国的各级政府早已习惯了把追求GDP增长当做自己的首要任务并形成了一整套的运作体系，若真的取消了增长目标制，各级政府会不会突然觉得自己失去工作方向以至于“无事可干”了？

那么，是否如那些专家和机构所说的，若吾国政府将GDP增长的“预期目标”改为“预测目标”就符合市场经济的通例了呢？笔者以为，若整套体系依旧，这种语词的修改没有多大的意义，即便中央说是“预测目标”，下面还是会“趋之若鹜”。

事实证明，笔者的这种谨慎态度并非过于“保守”。就在几天前即2018年3月5日，在如期召开的十三届全国人大一次全会上所做的政府工作报告中，将今年的国内生产总值（GDP）增长的预期目标，设定为6.5%左右。也就是说，增长目标制仍在继续实行。当然，变化还是有的，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首次把调查失业率也列为宏观指标之一，起草者显然借此显示政府并非“唯GDP至上”。

尽管笔者对此已有心理准备，但现实情况与上述那些专家建议所形成的反差也促使笔者进一步深入地思考：增长目标制为何对吾国来说如此重要而难以割舍呢？——毫无疑问，要不要继续实行增长目标制，高层领导及其智囊们肯定做过仔细的分析和论证，权衡利弊之后才慎重地决定今年仍然要设定GDP增长目标，绝不会只是在简单地“循例而行”。

而笔者再思考的结果是：增长目标制实乃“中国模式”不可或缺的一种“标配”。换言之，若取消增长目标制，现行的“中国模式”势必也要做出重大的调整；但从眼下看，该模式对保持吾国经济较快增长似仍行之有效。

那么，“中国模式”的核心要义究竟是什么呢？简单地说，在政治方面，当然是“坚持党的领导”；在经济方面，则可以概括为“政府主导下的市场化”。而增长目标制，正是政府主导经济的一根“指挥棒”。

众所周知，吾国改革开放的总方针是“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其中所谓的“一个中心”，就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这与改革开放之前吾国所奉行的“以阶级斗争为纲”比较起来，是一个巨大的转折和进步。因为只有把经济搞上去，才能让百姓过上好的生活，恰如吾国现在的领导人所说的，“人民对幸福生活的追求，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而过去的实践也表明，长期“以阶级斗争为纲”，只能让国家和人民越斗越穷。

时至今日，这早已经成了一个不言自明的共识，尽管吾国是在经历了前三十年的“探索”后才搞明白了这个朴素的道理。

在这样的大前提下结合吾国特有的政治体制来看待增长目标制，笔者遂有了新的感悟。即：有了增长目标制，吾国才可以充分发挥“集中力量办大事”的政治优势，由政府统筹和调集所有的资源，再加上各种市场化的手段，全力以赴地确保经济保持较快的增长速度。而改革开放四十年来的实践也证明，在某种程度上正是这种特有的政治优势及其派生的增长方式，令吾国经济得以长期保持快速增长，一跃壮大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在不久的将来，还有望超过美国的经济总量，登上“老大”的宝座。

试想一下，若无增长目标制这个“指挥棒”，这几十年来吾国的经济能有这么快的增长速度吗？若吾国也像其它市场经济国家一样，政府不设增长目标，任由经济“自然增长”，结果又将会怎样？

对上述假设，笔者不敢妄加猜测，因为没有足够的学识和能力。同时作为一个现实主义者不能不承认：这样的经济发展方式至少在加快吾国GDP增长速度上取得了巨大的成功。全世界都有目共睹：与其他市场经济国家相比，在过去的四十年，吾国的经济增长速度远快于他们。

那么，这是否意味着此种“中国模式”包括在其中发挥重要作用的增长目标制，就其促进经济较快发展的作用而言，如张五常先生所说的，是“世界上最好的一种制度”呢？

传统市场经济理论的“开山鼻祖”亚当·斯密把政府在经济活动中的角色比喻为“守夜人”，顾名思义，斯密的意思是政府应该只管维护社会经济的秩序，而不是直接参与经济活动。这一理念被后来的市场经济国家奉为圭臬。即使是后起的另一位经济学大师凯恩斯提出了自己的新理论，认为政府在特殊情况下比如经济危机时期可以增加公共投资以抵御经济的下滑，但也只是将其限制在“量变”而非“质变”的范围内。凯恩斯声称，他仍然是自由经济的信奉者。

而吾国实行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显然突破了上述理论框架。在中共十五大宣布由计划经济转为市场经济后，吾国政府虽然不再全面掌控经济，转而实行“抓大放小”，但在其后至今的实际操作中，又不仅仅只是扮演“守夜人”的角色。一方面，政府通过自己所属的国有企业继续掌握资源性的重要产业；另一方面，还通过繁复的宏观调控及加大基建投资等方式来直接介入和干预市场活动，在最近的十年即全球金融危机爆发至今的十年里尤为如此。

从某种意义上看，“中国模式”其实就是一种“国家企业化”的模式：整个国家就像是一个硕大无比的企业，党中央好比是董事会，行政首长好比是总经理，地方政府好比是各个分公司。这个“巨型企业”既有自己的远期发展规划，亦有年度的增长目标，还有鼓励内部（地方）竞争的激励机制（张五常称之为“县际竞争”）。

这是不是世界上最好的一种模式，笔者同样不敢妄下断言。但它肯定是一种独特的、在世界经济史上似乎从未出现过（能这样说吗）的模式，并且的确取得了很大的成就。特别是，吾国经济在全球遭遇金融危机冲击的过去十年里仍能保持“中高速增长”从而“一枝独秀”（只是在最近几年有时比印度的经济增速略低），此种模式显然功不可没。笔者由此联想：是不是除了传统的即所谓“完全的市场经济”与传统的“完全的计划经济”（它已经被历史证明彻底失败）之外，还存在着一种介乎两者之间的、新的、更有效率的经济发展模式，而它恰恰又幸运地唯独被吾国发现或者说发明了呢？

顺便说一句：包括美国和欧盟这些传统的市场经济国家，现在竟然齐声否认吾国是“完全市场经济国家”。这听上去有点像是个笑话，因为吾国实行的是特有的“中国模式”，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条件下的市场经济”，可以说本来就没想照搬你们的模式，你们的这种“否认”，岂不是“牛唇不对马嘴”？

当然，笔者对增长目标制的思考并未到此为止。目前来看，至少还有几个深层问题，需要得到进一步的解答——

其一：正如增长目标制所取得的成绩十分显著，它的副作用也显而易见，对此连吾国官方也不否认。这些副作用包括资源透支、环境污染、债务高企、资产泡沫、分配不公、官场腐败等等现象。正因为如此，吾国领导人一再表示反对“GDP挂帅”，强调要科学、均衡地发展，现在的领导人更是提出要以“高质量发展”来取代单纯的“高速增长”。然而，亦如笔者在上面所分析的，由于增长目标制在“中国模式”中不可或缺的重要作用，政府又不得不年复一年地制定增长目标。中央既如此，地方自跟随。这就像吾国虽然多年来一直在批判“应试教育”提倡“素质教育”，但只要还存在政府主导的统一高考这根“指挥棒”，“应试教育”就无法挥之而去——不看分数，又拿什么来作为大学的录取标准呢？同理，在经济领域，只要还存在增长目标制这根“指挥棒”，就很难真正去除“GDP挂帅”的影响，挡不住地方政府争相“层层加码”。笔者曾指出，增长目标制的好处是可以一目了然地数据化，而其它的指标则不然。前几年有关部门曾试图推出“绿色GDP”来取代单一的GDP考核，后来就是因为难以量化而无法全面推行。这显然是个矛盾。

其二：前面讲过，虽然增长目标制的正面作用十分明显，它所带来的各种副作用也显而易见，那么，若继续实行增长目标制，又该如何消除那些副作用呢？这恐怕不是在文件里、报告里务务虚就能解决的。斯密把政府在市场经济中的职能定位成“守夜人”，也是有其理论和实践依据的，要“颠覆”它恐怕不那么容易。

其三：时间。归根到底，时间才是检验一种模式是否成功、是否可称之为“世界上最好的制度”的标尺。在改革开放之初，邓小平曾说过，“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路线要坚持一百年不动摇。以此为期，现在才过了四十年，这是否意味着还要再经过六十年的时间检验，我们才能对“中国模式”的是否成功给出确定无疑的答案。

不过，如前所述，增长目标制与“中国模式”存在着很强的逻辑正相关，于是，这又难免会引申出一个连带的问题：未来的六十年，吾国都要实行增长目标制吗？

2018年3月14日于竹径茶语

作者简介：未名者，江南布衣。生于20世纪50年代，下过乡，上过学，教过书，做过公务员，写过小说。中年后下海创办并主编某内部刊物凡二十多年，撰有经济政治社会法律等分析评论文字千万余言。现已退休，居于山间一寓，远离城市喧嚣。2017年开始撰写博客，每周一文，发挥余热，防止痴呆，只事耕耘，不问收获。诗云：知我者谓我心忧，不知我者谓我何求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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