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名周记（1804）

——关于“中国模式”的思考之六

本文要义：市场经济之所以胜过计划经济，就是因为前者包括经济增长在内的发展质量要高于后者，凡市场经济国家所追求的“高质量发展”，必有一个最基本的共通之处，或者叫做“最大公约数”，那就是——不能造假。否则，就像掺水的猪肉绝不是“放心肉”一样，数据造假的经济增长也许速度很快，但何来的“高质量”？

中共十九大报告中有一句话分量很重：“我国经济已经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在笔者看来，此言堪与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的“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相媲美，都属于一言九鼎的“金句”。人们还注意到，报告在言及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及两步走的战略安排时，没有再提GDP翻番，有人据此认为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也许不再设立年度GDP增长目标。

若果真如此，笔者当然赞同。多年来的实践证明，只要上头还坚持设立增长目标，下面自然就会仿效，“GDP挂帅”的发展模式就很难转变。且不论这种发展模式带来的其它弊端，但看世界上的市场经济国家，年年由政府设立GDP增长目标的，唯吾国独此一家。这其中必有缘故。

然而事情的转变又恐怕没这么简单。关键在于，长期以来吾国已经习惯了此种发展模式，并以此形成了与其相适应的一整套运作体制。设若现在将“指挥棒”真的由“高速增长”改换成了“高质量发展”，那就意味着整个运作体制也要随之而改变。这并非红头文件的一句话就能轻易实现的。试想一下，习惯了以追求经济增长速度为头等要务的吾国各级政府，若是原先他们头上的那根“指挥棒”一下子变换了，他们会不会有些“茫然失措”？

何况不能不承认，此种增长目标制，至少在提高经济增速上的确有其“激励作用”。需知吾国体制最大的优点就是“集中力量办大事”，一旦设立了某个目标，集全党、全国之力去极力追求，就像早先“工业学大庆”时一句广为流传的名言所说的：有条件要上，没有条件创造条件也要上。这是其它市场经济国家所做不到的。从这个意义上看，说增长目标制是“中国模式”的特色之一，恐亦不为过，否则吾国也不会在长达几十年的时间里一直沿用这种发展方式。

但是，不管怎么说，十九大报告上面这句话肯定是对的。相比较“高速增长”，“高质量发展”的涵义无疑在政治上、经济上都来得更为全面、准确、有益。

那么，怎样才算是“高质量发展”呢？官方部门和学者为此作了很多诠释。请恕直言，笔者拜读这些华彩文章，却给人留下了“空洞无物”的印象。因为这些文字都没能回答一个至关重要的问题：“高质量发展”的具体标准是什么？而倘若没有“标准”，又怎么能成为新的“指挥棒”？

在这一点上，增长目标制这根原先的“指挥棒”显然具有简单明了的特点：7%就是7%，6.5%就是6.5%，哪怕加上“左右”这样的附加词，也能让人领会其“八九不离十”的精神，这样，各级政府执行起来自然要明确得多。

而“高质量发展”，其所包含的内涵与外延要广泛得多。它既要求有一定的增长速度，又不局限于增长速度。依据简单的逻辑推导可知：7%、8%乃至更快的高速增长未必质量很高，5%、6%甚至更低一些的增长速度未必质量就差。

故此，“高质量发展”的说法无疑很正确，但具体的标准很难量化，特别是作为整个国家的目标。如果对单个的企业而言，问题就要简明得多：众所周知，企业的最高目标就是实现利润最大化，因此企业的“高质量发展”，就是利润越多越好。

可是，如果把一个国家的发展目标也“企业化”，就无法准确计算它的利润率，而只能统计出它的总产值，也就是GDP。反过来说，如果一家企业也只在乎产值而不计较自己的利润率，就有可能弄成一笔“糊涂账”：产值很高，利润却没多少，甚至是亏本生意也未可知。

所以正常的企业从来不会这样算账。同理，一个国家如果只计产值而不算利润，也会弄成一笔“糊涂账”。问题在于，如前所说，一个国家尤其是像吾国这样一个大国，统计总产值（GDP）容易，但却难以计算出自己的总利润（增长质量）。——这也正是增长目标制的缺陷所在。

那么，究竟要怎样才能实现十九大报告所说的上述转变呢？这是一个大问题，是一篇大文章，涉及到方方面面，“答卷”的难度极高，因为很难像增长目标制那样可以给出可操作的标准。不仅在吾国是如此，在其它市场经济国家也是如此，所以他们那里的政府，不仅不设经济增长目标，对于如何“高质量发展”的问题，也完全交由市场通过自由竞争来解决，政府要做好的，只是“守夜人”的角色。

当然，各国的国情不同，吾国既然搞的是“中国模式”，就意味着必有自己的“特色”。毕竟吾国的市场经济是以政府为主导的，“高质量发展”之事，需要“更好地发挥政府的作用”。

不过既然都是市场经济，也就多少会有相通之处。笔者认为，市场经济之所以胜过计划经济，就是因为前者包括经济增长在内的发展质量要高于后者，凡市场经济国家所追求的“高质量发展”，必有一个最基本的共通之处，或者叫做“最大公约数”，那就是——不能造假。否则，就像掺水的猪肉绝不是“放心肉”一样，数据造假的经济增长也许速度很快，但何来的“高质量”？

这让人想起这几天震动国内外的一个大新闻，就是吾国一些省市政府承认本地区的GDP有不少虚增成分并予以减除。

首先是内蒙古：1月3日，新华社发布消息说，内蒙古承认GDP数据有假。由此调减该地区2016年一般公共预算收入530亿元，占总量的26.3%；核减2016年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2900亿元，占全部工业增加值的40%，约占2016年内蒙古GDP总量的15.6%。

接着是天津：1月11日，在天津滨海新区人大会议上，当地政府表示：“挤掉水分之后，滨海新区2016年GDP从超万亿元调整为6654亿元。”

更早些时候则是辽宁。去年“两会”时，辽宁省委书记李希讲到，辽宁曾存在严重弄虚作假的恶劣风气，并举了两个例子：某镇的年财政收入160万元，最后报成2900多万元；某市规模以上企业只有281家，却上报成1600多家。

这是目前已承认数据有假并大力“挤水分”的三个省（市、区）。未知后面是否还会有新的跟进者。依据常识，没理由认为此种造假仅仅只是发生在这三个省（市、区）的“个别现象”。皆因垂直管理的单一体制，它是一个“圆锥形”，管理者总是远远少于被管理者，不可能做到“一个萝卜填一个坑”，越到下层越甚，加之又缺乏横向的制约，很容易发生此种虚报数字糊弄上级领导的情况。

地方政府承认数据有假并主动予以核减，是需要勇气的，应该予以大大地表彰。这种“自曝家丑”的行为在过去是难以想象的。虽然有分析指三省（市、区）现在所曝光的都是“前任的家丑”，还有人认为“挤水分”的目的是为了降低本地GDP的基数，以期为新班子上任后的增长创造更好的条件，甚至还有人认为这是为了向中央财政争取更多的“转移支付”。不过这些都是缺乏根据的猜测。讨论问题最忌讳的就是“妄议”别人的动机。无论如何，承认过去的数据有假并实事求是地“挤水分”，这是件好事而绝非坏事。就像对过去五年来的高压反腐也不应该“妄议”其动机，因为反腐肯定是对的，是吾国上下的“最大公约数”。毫无疑问，吾国要追求“高质量发展”，首先就得尽可能地杜绝此种数据造假和掺水行为，否则一切无从谈起。

据报道，去年两会期间，吾国领导人在辽宁团参加讨论时，讲了这么一番话：“经济数据造假，不仅影响我们对经济形势的判断和决策，而且严重败坏党的思想路线和求真务实的工作作风，败坏党在人民群众中的形象。此风不可长，必须坚决刹住！”

此言可谓掷地有声。有论者指出，对于这种大范围、系统性的数字造假行为，不能只闻高调揭盖子之声，却不见严肃问责之举，应依法依规对造假链条上每个环节认真追查，令造假者付出应有的代价（《财新周刊》社论）。

不得不说，如今公开揭露出的地方数据造假，难免让人对吾国以往的经济增长数据也有些心生疑虑。对此，吾国国家统计局局长宁吉喆日前表示，中国统计数据、统计核算制度并不因为有少数地方或者一些地方、一些企业、一些单位的数据真实性存在一定问题而受影响。他解释说，中国核算体制实行的是分级核算，国家统计局在核算全国数据时，工业调查采用联网直报系统，农业调查采用抽样调查，服务业调查近年来运用更多的电子政务、电子商务数据。

宁局长的意思似乎是：造假只是少数地方所为，全国的数据由国家统计局独立核算，不会造假。

好吧，宁局长的解释或有一定道理。但既然如此，为何需要有国家和地方两套统计系统呢？既然地方数据不靠谱，何不干脆把统计事务全部收归中央？

有趣的是，宁局长作出上述表态后，紧接着笔者发现，作为地方部门的天津统计局也应声表示，其辖下的滨海新区数据有假，对全市GDP数据统计没有影响。

然而据《人民日报》最新报道，过去数年GDP增速一直位居全国前列的天津，2016年还高达9%，2017年却一下子降到多年来的最低点，仅仅增长了3.6%！

——这还算是“没有影响”吗？

2018年1月24日于竹径茶语

作者简介：未名者，江南布衣。生于20世纪50年代，下过乡，上过学，教过书，做过公务员，写过小说。中年后创办并主编某内部刊物凡二十多年，撰有经济政治社会法律等分析评论文字千万余言。现已退休，居于山间一寓，远离城市喧嚣。2017年开始撰写博客，每周一文，发挥余热，防止痴呆，只事耕耘，不问收获。诗云：知我者谓我心忧，不知我者谓我何求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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