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度教育”：社会的还是个人的？——

前几天笔者在一篇博文中散议了一番“过度医疗”的问题，随即又见到财经作家吴晓波先生在财新网撰文，谈到另一种“过度”——“过度教育”。

吴文是从近日浙大一位孟姓在读博士生的道歉引发网上热议说起的。孟生的儿子出生10天后得了心肌炎，在ICU治疗一天就要2万元，收入有限的孟生选择送外卖挣钱来补贴儿子的医药费。面对部分人对其“辜负国家培养”的指责，他道歉说“给浙大丢人了，对不起。”

吴文还提及上一个被广泛关注的陆姓高学历道歉者，关键词是“北大毕业卖猪肉”。虽然陆某后来通过卖猪肉身价已超千万（笔者估计是他将卖猪肉“企业化”了，否则赚不到这么多钱），但他站在北大的讲台上演讲时依然羞愧难耐，称“我给北大抹了黑，给母校丢了脸”。

吴先生由此感叹说：“上学造核弹，入职拧螺丝”的事并不少见，指这种高学历人才供过于求的现象为“过度教育”，并引50年前美国的学者弗里曼在其一本著作中对“过度教育”的定义，即教育回报率下降，教育年限超出工作要求，不得已从事低于自身技能的工作岗位之现象。

笔者不知道吴先生所讲的弗里曼是不是那位已故的经济学大师弗里德曼，也没有读过他的这本著作，他对“过度教育”的上述定义应该是从经济学的“投入产出比”出发的。就社会资源的配置而言，“博士生送外卖”、“北大毕业卖猪肉”，当然是低效率的，从经济角度看从事这两个行当用不着这么高的学历。但笔者认为这也并非是绝对的，比如那位姓陆的北大毕业生，卖猪肉成了千万富翁，很难说跟他在北大受过的教育毫无关系。有一个名词叫做“素质教育”，而“素质”显然并非专门用来图取“经济回报”。

如果从个人选择的角度来看，“过度教育”的说法更是大可存疑的，否则的话，人们通常说的“活到老，学到老”，有些上了年纪的退休者明知老冉冉将至矣还要读书学习（这也是一种自我教育），或者去上“老年大学”，岂不成了一种极致的“过度教育”？再说了，每个人的命运有很多变量，上过名校、读过博士的人后来“学非所用”的事例也有不少。在笔者看来，“北大毕业卖猪肉”卖成千万富翁也是一种成功；而孟姓博士生为给儿子筹集医药费送外卖赚钱，更是“爱心之举”，他们都不应该为自己的行为道歉，反而应该感到自豪。

当然如前所说，从社会资源的配置效率来看，吴先生或弗里曼说的“过度教育”的现象的确是存在的，吴文也是从这个角度分析它的弊端并指这其实是一种“内卷”现象。但“过度教育”与笔者前文抨击的“过度医疗”虽都属“过度”，却不能相提并论，盖因后者还损害了患者的健康乃至生命。

至于作为一种社会性的“过度教育”现象何以会存在，这其中涉及到很多原因。笔者认为实际上所反映的是社会的一种“内卷”，譬如很多家庭为了让孩子进入更高的社会层次，不得不花大本钱投入小孩的教育；再加当今的上升通道比较狭窄，竞争何其激烈（看看每年报名与录取数量完全不成比例的“国考”吧），教育焉得不会“过度”？实际上这种“过度”不仅表现在毕业之后“学不配位”，其实在小孩一入学就已经开始了——如今小学生的一些练习题连他们高学历的父母都“望题兴叹”，其中有些所学已不是“过度”二字所能概括的。

不过笔者对此毕竟没有作过深入的“调查研究”，因此也没有多少“发言权”。言归正题，还是推荐读者去看吴先生的那篇文章吧。（未名日记9月3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