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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方专用债何以存在“趴账”现象?——

今年第33期《财新周刊》 发表“用足用好专项债”的社论,称

通过盘活地方专项债来加快项目建设投资,已成为稳经济大盘的重要抓手。社论引国务院领导日前在经济大省政府主要负责人经济形势座谈会所言指出,当前地方专项债余额尚未达到债务限额,要依法盘活空间,明确要求“各地要加快成熟项目建设,在三季度形成更多实物工作量,带动有效投资和相应消费”,足见形势之急迫。

笔者读后萌生一个问题。诚如社论所说,地方专项债本是中央政府为加强地方政府性债务管理、防范化解地方债风险隐患而设计的一种法定债务融资工具,近年来已成为促投资、稳增长的重要政策工具;今年以来随着国内经济下行压力增大,地方专项债的发行和使用进一步大幅靠前。按理说眼下地方财政吃紧,既然有此政策支持,地方政府应该很有积极性将其“用好用足”,何以目前却“尚未达到债务限额”?

其实社论已道出个中缘由,指“近年来,由于缺少现金流回报符合要求的项目,地方专项债资金‘趴’在账上,成为一种普遍现象;虽然“7月以来,多个省份和地市已经调整了部分专项债资金用途。不过‘钱等项目’的局面并未根本改观。”

这让笔者回想起十几年前全球金融危机来袭,吾国推出了号称“4万亿”的刺激经济计划,通过加大基础设施建设投资以保增长。当彼之时,各地政府的基建积极性空前高涨,好比是“不用扬鞭自奋蹄”,掀起了此后延续多年的基建高潮。实践证明也的确取得了明显的成效,不仅使得吾国的高铁、高速公路、港口桥梁等基础设施水平跃居世界先进水平,同时也让吾国经济保持了多年的中高速增长。有些地方甚至不满足于上面准许的额度,通过本地的城投额外大举债务,以至于后来中央部门三令五申予以整顿将其纳入法制轨道,这才有了现今的“地方政府专项债券”。为何如今却出现资金“趴账”的现象?地方政府当年的积极性哪里去了?

其实社论所说的“缺少现金流回报”已一语道破。在笔者看来,之所以会如此可能有两个缘故。一是如上所说,经过十几年的基建热潮,吾国的基础设施已居世界先进水平,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已出现相对的饱和状态,合适的、有现金流回报的基建项目日渐趋少。二是上头要求这些地方专项债不仅要“用足”,而且要“用好”,即要做到有效投资、提高效率,不能大水漫灌、泥沙俱下,再加这些年中央加大了对地方官员的问责力度,这也使得地方政府不敢乱动这些专项债。譬如有些专家力倡的“新基建”,笔者之前曾指出,“新基建”新则新矣,但惟其新,也就意味着与“老基建”相比存在更多的信息不对称和市场风险,对地方政府而言,恐怕也不敢轻易“冒险”动用专项债去投资。以上诸种因素叠加,有些地方专项债出现资金“趴账”现象也就不奇怪了。

从某种意义上看,地方慎用专项债倒也并非完全是坏事,至少表明地方官员的责任心在增强。然而当前形势下吾国又面临“稳住经济大盘”的紧迫任务,加大基建投资再度成为最重要的抓手,如果连这些法定的地方专项债都不能“用好用足”,又如何引导、激发民间投资呢?

笔者认为,由此可能表明,基建投资固然对“稳增长”仍然十分重要,但是现在与十几年前推行“4万亿”计划时期的情况已有所不同,不仅基建项目出现相当程度的“饱和”,经济学还有边际效应递减理论,即同一种方法若多次使用,其效率就会下降。

故此,除了要“用好用足地方专用债”之外,还需要想方设法调动民间的积极性,“万众一心”力保经济增长。至于该用哪些招数,笔者只能一言以蔽之:改革开放。此外,地方债是否一定要专用于基建项目也值得考虑,比如能不能将部分资金用于刺激消费补贴民生,如此最终也会助力经济增长,只不过拉动GDP的直接作用没有那么“肉眼可见”罢了。(未名日记8月2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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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未名

蔡未名

1970篇文章 8小时前更新

未名者,江南布衣。生于20世纪50年代,下过乡,上过学,教过书,做过公务员,写过小说。中年后创办并主编某内部刊物凡二十多年,撰有经济政治社会法律等分析评论文字千万余言。现已退休,居于山间一寓,远离城市喧嚣。2017年开始撰写博客,每周一文,2018年7月开始每日兼发微博。发挥余热,防止痴呆,只事耕耘,不问收获。诗云:知我者谓我心忧,不知我者谓我何求也。 电子邮箱:wmc529@sina.com 欢迎关注我的微信公众号:未名周记(每周一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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