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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过度宽松”到“过度收紧”?——

为遏制不断高企的通货膨胀,美联储今年以来已连续四次加息,其中后两次分别加息75个基点,为近年所罕见,坊间称之为“最激进的措施”,并普遍预期未来还将继续加息,联储也表示要坚决将过高的通胀压下来,不达目的决不罢休。

据财新网报道,8月18日凌晨,美联储7月议息会议纪要正式发布,会议重申了抗通胀的决心,但也传出了有些与会者担心“过度收紧”的消息。这些与会者表示,鉴于经济环境不断变化,以及货币政策对经济的影响有滞后,联储也有可能在收紧政策立场时超出了恢复价格稳定所必需的程度,如果通胀没有预期中严峻的话,加息太激进可能会导致经济衰退。

笔者闻后心想这是怎么了?美联储近期的加息动作虽然频繁且力度很大,不久前公布的美国7月CPI同比从6月的9.1%微降至8.6%,但环比涨幅依然与上月持平,与联储声称要将其恢复至2%的目标相距尚远,此时为何就开始担心“过度收紧”了呢?

这让人联想起不久前耶伦等美国财政高官承认去年对通胀上涨的估计不足,言下之意是之前的货币政策有“过度宽松”的失误。现在政策转向不过半年,怎么就又有“过度收紧”之虞呢?美国经济的实际情况笔者并不了解,但美联储成员在调控方面都是“老手”,何以对政策的宽紧程度显得如此“心中无数”呢?

其实这恰好证实了笔者心中一直存在的某种“假想”,即:经济的运行十分复杂并自有一定的规律,而货币政策的调控毕竟是“人为”的,美联储成员尽管都是精英专家且经验丰富,但他们也是人,即使再高明,即使已进入“大数据时代”,但他们与市场之间依然存在着相当程度的“信息不对称”,很难将政策把控得“恰到好处”——从哲学的角度看,实际上也做不到,否则这个世界就不会有那么多次金融和经济危机的发生,而计划经济就是可行的了。事实上,作为联储前任主席、现任财长的耶伦之前承认犯了对通胀估计不足的错误也证明了这一点。

如此,又该怎么办呢?笔者想起早先曾看到有介绍说,现今已故的经济学家弗里德曼生前曾有一设想:用法治的方式来管理货币政策。具体来说就是通过立法,强制性地将货币总量控制在一定水平,比如规定管理部门每年基础货币投放量的增长率不得超过3%,如遇特殊情况需突破,则要经过听证并报国会审议批准。

由于时间有些久远,笔者不敢保证上面转述的是弗里德曼建言的原样,但大概是这么个意思。重要的是,笔者认为这种做法虽然也不可能让货币政策做到十分“精准”,但可以相对有效地控制货币政策的盲目扩张,从而减少高通胀发生的概率,至少可以避免耶伦所承认的“过度宽松”的错误。需知即便是自称具有“独立性”的美联储,在某些外部因素的影响下,也难免会有扩张的冲动。

当然诸如3%这样的“增长标准”是否适当,这是可以讨论的。但美联储的首要责任是保持币值(购买力)的稳定,这就需要所释放的基础货币与经济活动的规模相适应,既不能“过度收紧”阻碍经济增长,也不能“过度宽松”导致通货膨胀。而唯有币值稳定了,市场价格才能相对稳定。否则联储就会沦为行政部门的附庸,货币政策就无法起到“稳定器”的作用。

哈耶克曾有对“理性的自负”之批判。这一警示同样适用于美联储的精英们。弗里德曼主张将货币政策“法治化”的建议尽管看上去有些“笨拙”,但相比较而言其副作用可能小于货币政策的“人治化”。不过笔者对弗氏的这一创见能否被权力部门所接受持怀疑态度,正如他提出的“教育券”可能是最接近公平、效率也最高的一种制度构想,但迄今未见有哪个国家愿意将其付诸实施。这可能是由于凡权力机构天然有“自由裁量”、不受约束的偏好。

至于美联储现在的政策究竟有没有“过度收紧”,没人能给出确定无疑的答案,只能看后续的数据表现了。由此也就可以理解为什么说“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句名言本身就包含了人类(包括精英们)的主观认知有局限的意思。(未名日记8月2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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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未名

蔡未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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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名者,江南布衣。生于20世纪50年代,下过乡,上过学,教过书,做过公务员,写过小说。中年后创办并主编某内部刊物凡二十多年,撰有经济政治社会法律等分析评论文字千万余言。现已退休,居于山间一寓,远离城市喧嚣。2017年开始撰写博客,每周一文,2018年7月开始每日兼发微博。发挥余热,防止痴呆,只事耕耘,不问收获。诗云:知我者谓我心忧,不知我者谓我何求也。 电子邮箱:wmc529@sina.com 欢迎关注我的微信公众号:未名周记(每周一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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