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基建时代保增长：投资还是发钱？——

自今年2月下旬以来，由于遭遇到新一波新冠疫情的冲击，再加俄乌冲突的爆发，两只“黑天鹅”齐飞，致使吾国经济下行压力骤然加大，形势相当严峻。在此背景下如何“保增长”，是决策部门面对的又一次“大考”，也成为经济界热议的话题。

笔者近日见万博新经济研究院院长滕泰在财新网撰文说：过去一直把大量的财政收入用来搞投资，这个是正确的，在特定的阶段，城镇化、工业化的推进阶段，必须得重视投资；但是现在已经到了后工业化、后城镇化阶段，确切说到了后基建时代，如果还是按照传统决策惯性，一说要稳增长就靠加大投资，这招还管用吗？

他简单地算了一笔账：假设每年投资增长5%，从现在的55万亿再增长十年，每年的固定资产投资规模将达80万亿~90万亿。而十年后中国的GDP总量大概在150万亿到180万亿，按照后工业或者后城镇化国家的经验，此时每年的固定资产投资总额大概占GDP的比重为20%，这样十年以后中国固定资产投资总额应该在30—40万亿为宜，而现在就已经有55万亿，不可能再人为地扩张到80万亿、90万亿。

老实说滕泰先生算的这笔账笔者看得不是很明白，还不如他后面这段话说得更简单明了：一提稳增长，就是增投资，大规模地找项目，可是哪里有那么多项目？他说，以前搞投资，既形成供给又形成需求，现在再继续靠投资做抓手来稳增长，就会既带来亏损的项目，还会带来巨额的政府债务。

对此笔者颇有同感。最近有关方面提出要进一步加强新的基础设施建设以保经济增长。众所周知，要上马新的基建项目，必然要增加新的投资。问题在于，经过以往十几年连续不断的投资建设，吾国的基础设施水平已跃居世界先进水平，高铁、高速公路、城际轨道、桥梁港口等等几乎已遍布国中，可以说不仅相当超前，而且已近于饱和，诚如滕先生所说，很难再找到新的项目。虽然有经济学家提出了“新基建”的概念，但在笔者看来，凡基础设施，要么是公共品，要么是半公共品，基本上都是以政府投资为主；而专家提出的那些“新基建”，其实很多都属于市场化项目，不可能由政府大包大揽，否则就不成其为“市场经济”了。总之一句话：基建不是个“筐”，不能什么都往里装。

那么，当此困难时期，除了基建投资还有什么办法力保增长呢？滕先生认为，后基建时代，我们宝贵的财政资金应该用来稳消费，给中低收入者发钱，如此既能够稳增长，还能够促进共同富裕。他指有人认为给老百姓发几万亿钱是“打水漂”了，这是错误的。把钱发到老百姓手里面，形成最终消费，能够促进内循环，促进双循环；他假设给中国的6亿中低收入者发6万亿人民币，一人发1万元，你说消费能不能起来？经济增长能不能好？

其实这是个“老话题”了。笔者之前也曾提过类似的建议，不想在此“炒冷饭”。说归说，做归做。还是容引滕泰先生的话来结尾吧：也许发钱的做法在“决策观念上还不习惯、舍不得，我们搞项目、搞投资可以，稳消费现在还需要相应的观念和机制转变。”（未名日记5月6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