增长目标制存废事关发展模式——

时已三月，吾国两会即将召开。每年的政府工作报告，经济界人士最关注的就是当年的GDP增长目标设定为多少。之前已有一些专家认为政府不妨不再每年设增长目标，笔者近日见复旦大学经济学院院长张军先生在“第一财经”撰文，也建议今后改由央行/发改委的预测值来替代，多少有些意外，因为以笔者过往的阅读印象，感觉他好像一直比较支持吾国现行的发展模式。

这且不论，看看张先生此文是怎么说的。他说，前一阵子坊间在讨论今年的GDP增长目标究竟应该设定在什么点位，比如是5%左右还是5.5%以上，但在他看来，“真正重要的问题不在于政府设定多高的目标是合适的，而是继续设定GDP增速目标还有没有真正的意义”。他指设定年度增长目标的做法，其实是集中计划管理的遗产，跟市场经济是不兼容的，因为市场有不确定的风险，也可能受到外部各种因素的扰动和冲击，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可以有短期GDP增速的预测值，但要让政府为一个充满不确定性的经济去设定一个确定的增速目标，是没有道理的。

张先生这样说看起来似不无道理。其实笔者以前也跟他持相同的看法，为此还写过几篇谈论增长目标制的博文。不过最近笔者对此问题又有了新的思考。简单地说，就是这种增长目标制其实已经成为吾国发展模式的一个具有代表性的手段，而且实践证明在过去一个时期里，对促进吾国经济快速发展确实有功于焉。正如张先生在文中所说，“在自上而下考核GDP政绩的制度下，中央政府每一年制定的GDP增速目标对当年能够实现的GDP增速具有‘指挥棒’的作用”。笔者也承认它能发挥吾国“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体制优势。另一位经济学家张五常先生更是曾盛赞这种模式（他称之为“县际竞争”）是“最好的制度”。

当然凡事皆有两面，这种模式的弊端也是显而易见的。由于吾国实行的是“由上而下”的单一制，一旦上头确定了年度GDP增长目标，有些地方政府为了向上凸显自己的政绩，势必会相互攀比谁的增速更快，为此不惜动用乃至透支本地的资源，忽视了环保、法治和民生方面的建设，更有甚者，导致地方债务大幅增加，大大超过了本地财政的偿还能力。再加上当今世界正逢“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国内外形势远较过去来得复杂而严峻，这种增长目标制的确到了讨论其是否应该加以改革的时候了。

那么，笔者为何回过头来对取消增长目标又产生一些疑虑呢？如上所说，窃以为这不是一个单纯的技术性问题，它关系到吾国整个经济发展的运行模式，不是说改马上就能改的，需要将发展模式由“政府为主导”转变为“以市场为主导”，政府的工作重点要由加快经济增长速度转变为以法治和社会的全面发展为目标。对此，我们是否已经做好准备了呢？

打一个比方，对当今各级政府来说，如果不再设经济增长目标，就如同莘莘学子们若失去了高考、中考这根“指挥棒”，又没有新的“指挥棒”取而代之，短期内会让师生们无从适从。吾国很早就提倡以“素质教育”来取代“应试教育”，但十几年下来效果又如何呢？这可以从不久前高层不得不以强力手段来推行“双减”政策得以窥见。教育模式是如此，经济发展模式何尝又不是如此呢？

话再说回来，既然实行的是市场经济，如张军先生所说，增长目标制在本质上毕竟与其是“不兼容”的。故此笔者不是反对政府不再设增长目标，而是不晓得改革的时机是否已经成熟。

那么，要到什么时候时机才算成熟了呢？笔者认为，从实用的角度看，恐怕要等到事实证明这种模式确实已经不再适应形势的发展需要，亦即：虽然在主观上设了增长目标，但客观的结果却与此出现较大的落差，那时就只能“另辟蹊径”了。否则，即便认识到这种做法会有副作用，权衡之下，只要觉得利大于弊，恐怕也难有改变的动力。

所以，今上是否会如张先生等专家所建议的那样取消增长目标制，最终还是要看经济发展的实际情况。如果经济仍然能保持较快的增长速度，不妨再等等看。这就如同体育竞技比赛，当场上比分仍处于领先时，教练不大会去改变竞赛策略。

也许，今年就将迎来一次观察和验证的时间窗口。（未名日记3月3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