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基建时代”如何保增长（之八）——

在（之七）里笔者谈到政府应该像以往投资基础设施那样加大社保建设的投入，提高民众的福利水平，以增加他们的消费，必要时也可以适当采取给中低收入者直接“发钱”的方式，实行另一种形式的“转移支付”。

而从企业层面看，之前“蛋糕”的切分偏重于资本，劳动阶层所得偏少，亦是一个不争的事实。这表明在一次分配领域也有“文章”可做。除了可以考虑增加资本的利得税，另一个可行的办法也许是：提高法定的最低工资标准。

去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颁给了三位学者。笔者见专家介绍，其中大卫·卡德的研究涉及到最低工资问题。关于是否应该设置最低工资，在经济学界有争议的。反对者认为这将会提高用工成本、降低就业率，对于那些利润较薄的企业来说，它们的招工意愿就会下降，有的小微企业甚至可能会难以维持经营，这样反而不利于“做大蛋糕”。

然而据介绍，另有一些经济学家的研究证明：提高最低工资具有“毁灭”和“创造”工作岗位的双重效应，对于就业的“创造效应”可能大于“毁灭效应”；提高工资有可能提高劳动参与率，而工资过低则可能导致自愿失业增加；反之，将工资提高到至少与工作的负效用相一致的水平，甚至可以增加就业，尤其是在劳动力市场偏紧的情况下。

正反两种说法听起来似乎都不无道理。经济学家们的论述和分析自然十分专业，笔者只能从一个普通人的常识来理解此问题：要不要设置和提高最低工资，既是一个经济问题，也是一个社会问题；在市场经济的条件下，按说工资水平应该由供需关系来决定，设置强制性的最低工资看上去不符合“交易自由”的原则；但是由于在一般情况下资方处于强势，如果不设置这样的底线，资方就有可能尽量地减少分给劳方的那部分“蛋糕”，从而拉大劳资的分配差距；而最低工资制可以确保劳方的基本收入。考虑到吾国特殊的国情，政府更有责任帮助在劳资博弈中处于弱势的劳方，用立法的方式将最低工资定得高一些，以弥补其它方面的劳工权益之不足。

故此综合来看，笔者还是赞同设立最低工资的做法，同时认为在当前分配差距过大的情况下，不妨将法定的最低工资线提高一些，以增加劳动阶层的收入和消费。即使从“做大蛋糕”的角度看，效率与公平未必就是截然对立的。过分追求效率而忽视公平，可能会激起社会的反弹，反而会损害整体效率；当然如果过分强调平等，乃至要求“均贫富”，结果也会破坏生产力，造成大家“共同贫穷”而不会是“共同富裕”。最好是两者平衡。提高最低工资以后，针对有些小微企业负担加重的情况，政府可以适当给予补贴，分摊一部分用工成本，以扩大就业。实际上新冠疫情期间有些国家和地区就是这么做的。

不知不觉，笔者的这组系列小作文已写了8篇，该是收住的时候了。最后要强调说一句的是，“后基建时代”的保增长，除了要更注重消费的作用，调整现有的分配机制和结构，更重要的是要全面深化改革，以更大程度地激发人们的创造性和劳动积极性——此乃经济增长的根本来源。当然这是另一个大话题了。（未名日记2月12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