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基建时代”如何保增长（之三）——

滕泰先生在其文中指出，十几年前全球金融危机来袭，我们曾经靠扩大基建投资稳增长，但自2010年之后连续十年经济下行；2020年新冠疫情暴发后也靠扩大投资稳增长，到了2021年下半年经济出现明显回落。他指靠投资基建稳增长缺乏可持续性，且留下债务问题、房地产问题等诸多隐患。

为什么会这样？除了经济学的边际效用递减规律在起作用，笔者认为另一个重要原因是：一般而言，一个社会的基础设施具有公益性质，其建设是由政府主导的，故此大部分基建投资属于公共资金。而政府主导投资固然有其“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优势，但也有一个无法避免的缺陷，那就是其直接的经济收益较低，或者说其社会效益往往大于经济效益。

这并非单指吾国的政府投资——全世界所有的政府投资都具有这样的“两面性”。道理十分简明：依据逻辑推导可知，如果政府投资建设的直接经济效益很高，计划经济就具有可行性而无需搞市场经济了。

基础设施建设对经济发展当然很重要，有句俗话总结得简单明了：“要致富，先修路”，这里所说的“路”可以代指基础设施。吾国这些年大兴基础设施建设，对经济的发展确实起到了重要的作用。然而同样也要看到，光是“修路”还不够，要想“致富”还得有足够的“流量”才能产生效益。由于基础设施投资本身所创造的直接利润较低，有些属于纯公共品的基础设施甚至需要政府“倒贴”，比如我们现在的高铁、高速公路，如果计算其投资总量和利润之比，实际上是亏损的。正因为如此，基础设施投资只能由政府主导，以赢利最大化为目标的民间投资难以涉足。也正因为如此，基础设施建设可以适当超前，但不能过于超前，因为其直接盈利性较差，越是超前，亏损的可能性就越大。

吾国实施“4万亿计划”以后（后续实际的基建投资远远不止4万亿），基础设施建设突飞猛进，不仅超前，甚至是“跨越式发展”。所谓“跨越式”，一方面可以理解为发展速度很快，另一方面也意味着它的投资超过了政府现有的财力而必须举债。这些年吾国地方政府和国企的负债与基建的发展同步扩张，债务数额巨大，已经形成金融隐患。这也证明，这种举债投资基建保增长的发展方式可以作用于一时，但不能作为长久之策，否则总有一天所形成的债务泡沫会遽然破裂。

前文说到，以“铁公机”为代表的“旧基建”与以信息技术为代表的“新基建”有所不同，如果说前者的投资方向和用途比较明确，比较适合发挥政府“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优势，投资下去即使效益不高总还能形成看得见的实物资产的话，那么，后者的投资方向需要通过不断地“试错”来探明，竞争很激烈，淘汰率很高，更适合通过市场机制来实现，若也由政府主导，一旦出错，不仅会“迷路”，而且会给国民造成巨大的损失——毕竟政府投资的钱都来自于纳税人。

所以，笔者认为试图用“老基建”的投资方式来搞“新基建”进而达到保增长之目的，这样的思路怕是行不通的。（未名日记2月6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