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基建时代”如何保增长（之一）——

笔者在上一则微博谈到孙立平先生所说的“后疫情时代”，今天再来谈谈另一个“后”：“后基建时代”。

这一概念之前笔者先是在读经济学家张军先生的一篇访谈时看到的，近日又见另一位经济学家滕泰先生在其一篇文章中也有所论及。

笔者注意到，滕文是在看了另一位经济学家余永定先生一篇文章《关于宏观经济的几点看法》（笔者恰好也打眼过）的读后感。余文认为“在经济持续下行、预期不振的情况下，推动经济增长职能主要依靠基础设施投资”，基础设施“绝不限于铁公机这样的老基建，还包含着新基建以及一系列软性公共产品的提供”，“基础设施的可控性来源于中国的制度优势，是其他国家（包括美国）想学而不得的优势，放弃这种优势无异于自废武功”，等等。滕文中还提到另一位经济学家李扬先生的文章，李文亦力挺扩大投资稳增长，称“我们必须清楚，中国的经济增长，过去、现在，以及未来相当长时期，都是投资驱动型的。”

但滕泰先生认为，经过多年的建设，吾国的机场、公路、铁路等供给相对完善，已经进入“后基建时代”，此时再用政府加大基建投资的办法来刺激经济增长，恐已不可持续。理由是基建投资对经济的贡献率已明显下降。

笔者由此想到坊间有一句话，说是对同一个问题，“10个经济学家有11种解释”。虽是调侃之言，但笔者以上就“后基建时代”不经意间竟一口气列举了四位经济学家的相关说法，足见经济学确实是一门对某件事情可以生发出多种解释的学问。

笔者虽不是经济学家，对于“后基建时代”如何保增长的问题也有自己的几点粗浅之见。只是年已古稀，为节省余生所剩不多的精力不想再费神写作长文，故此想把它分成若干篇小作文来谈论。此为首篇，对此话题有兴趣者不妨后面接着浏览。（未名日记2月4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