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报与瞒报，哪样“风险”大？——

题中所谓的“风险”，是针对那些当事官员而言。

经过近半年的调查，河南郑州“7·20”特大暴雨灾害调查报告正式对外公布。据报道，这份调查报告十分详实，清晰地描述了当时灾害的总体情况，总结了相关教训以及改进举措，体现了国家治理现代化进程中开放和透明的努力，得到各界首肯。

财新网就此发表“火线评论”说，除了对郑州市相关官员的问责，调查报告令人印象深刻的是详细披露了骇人听闻的瞒报情况：截至9月30日， 郑州市因灾死亡失踪 380人，其中在不同阶段瞒报139人。此前有人士曾认为，当今中国已不存在瞒报空间，盖因这对官员来说风险太大了。但调查报告表明，瞒报顽疾不仅依然存在，而且非常严重！涉及的还不是一个人、一个地方，甚至带有一定系统性。更为严重的是，在国务院领导考察时，虽然当地已经掌握了新增死亡人数，仍不如实报告，这是对中央政府的公然藐视，再次说明瞒报在部分地区依然十分严重。

评论对瞒报现象的抨击可谓十分尖锐。不过笔者觉得，凡事需先问一个“为什么”。那些当事官员明知中央三令五申严禁瞒报，一旦被发现必受党纪国法的惩处，为何他们还是如此“铤而走险”？一个可能的原因是：他们害怕实报灾害造成的伤亡人数较多而被上级追责，甚于害怕瞒报被发现而被上级追责。也就是说，他们觉得对自己而言，实报的风险大于瞒报的风险，所谓“两害相权取其轻”，经过掂量之后方才选择了瞒报。除此之外笔者还真找不出其它“合理”的解释。

如果上述分析是成立的，那么问题接踵而来：又是什么原因让瞒报者自认为实报的风险大于瞒报？是因为瞒报被发现的概率较小，还是因为对瞒报的处分力度较轻？……不管怎样，只有将瞒报者们的真实动机搞清楚，才能“对症下药”地加以有效治理。

财新网的“火线评论”中还提出了一个颇值得深思的假设性问题，称“如果郑州市有一名官员挺身而出，向中央直陈真相，瞒报也不会得逞”。对此也可以用一个反问句：为何当地那么多官员，竟然没有一人“挺身而出”“直陈真相”呢？循着这个思路还可以再追问下去：当地的那些新闻媒体，何以没有一家站出来报道真实的灾情？他们都到哪里去了？如果说因为“偷懒”所致，是否也应该追责？如果说是因为“害怕”，怕的又是什么呢？

上了年纪的人应该都知道，瞒报在历史上曾经造成十分惨痛的后果。半个多世纪过去了，瞒报现象为何依然挥之不去？如果对其生成根源不加以深挖和反思，只是作一些道德层面的谴责，要想根治这一顽疾，恐难矣！（未名日记1月25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