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名周记（2137）·

                        重读张维迎的一篇旧作

本文要义：人们之所以会觉得收入差距比较大，往往是拿最富有的人跟最贫穷的人做对比。但共同富裕的重点并不是要把富人的收入水平拉下来，而在于减少低收入群体的数量，让其中一大部分人有机会上升为中产乃至高收入阶层，形成是次高层会议所倡导的“两头小，中间大”的橄榄型分配结构。

张维迎先生的这篇旧作题为《中国的市场化改革与收入分配》，系根据作者于2008年1月12日在“第10届光华新年论坛”上的演讲整理而成，同年1月20日首次发表于《经济观察报》。最近有媒体将它“翻”出来转载。时隔十几年，笔者有点记不清自己当年是否看过此文，之所以仍说是“重读”，依据有二：一是过去的很多年张先生一直是笔者最关注的吾国经济学家几乎无需加称“之一”；二是《经济观察报》当年也是国内一家颇具影响力的财经媒体，笔者退休前因职业关系曾长期订阅。故此大概率可以肯定当时看过张先生的这篇文章。

如今笔者“重读”此文，也许看得比当年还要仔细。原因在于随着最近一次高层会议强调“共同富裕”的命题，并提及一到三次的分配作用，引起学界和社会的热议。在这种背景下再看张先生的这篇旧作，虽然“时过境迁”，仍感文中的思想不会过时。与当年“初见”时一样，此番重读此文，笔者依然基本赞同作者的观点，联系当前的现实，更有一番新的感悟，随读随记如下。

张文开篇即言：1978年之前，中国实行计划经济，所有的分配杠杆都控制在政府的手里，政府直接进入了初次分配，人们的工资是由政府决定并发给的。 笔者是“过来人”，因此熟悉那时的情况。张文提到，有一段时期连“按劳分配”都不承认，今天这已经不是一个问题，但那个时候是一个大问题。笔者记得当时有一度包括八级工资制等在内的“按劳分配”曾被认为是“资产阶级法权”而遭到批判。现在的年轻人可能觉得难以理解：“按劳分配”难道不是天经地义之事吗？教科书里也说这是社会主义的分配原则。但实际上那时对“按劳分配”的批判亦有其逻辑依据：盖因人的劳动能力有强有弱，实行“按劳分配”，收入水平自然就会有高有低；而以当时的理论，社会主义讲求的是平等，收入有差距自然就难称“平等”，跟资本主义条件下的贫富差距只有量的不同而无质的区别，故此当时的领导人和理论家们认为“按劳分配”也是一种“资产阶级法权”。笔者记得不仅八级工资制一度停止实行。有几年甚至连军队的军衔也被取消了，军官与士兵着装的唯一不同就在于前者的军服有4个兜，而后者只有两个兜；且甭管什么级别的干部，一概是“一颗红星头上戴，革命的红旗挂两边”，看不出来谁是排长、连长谁是军长、司令（直到1988年吾国军队才恢复了军衔制）。

这在当时也算是一种“改革”（可见并非任何“改革”都是天然合理的）。为什么要这样呢？目的也很简明：就是为了追求平等。平等当然是个好东西，然而辩证法告诉我们，如同自由一样，平等也是相对而言的，这个世界从来没有绝对意义上的平等，追求绝对平等，结果只会更糟糕——从经济角度来看，非但没有让人们“共同富裕”，反而掉入了“共同贫穷”的泥淖。

正是通过实践意识到了这一点，从1978年开始，在邓小平的带领下，吾国实行改革开放，并进一步从原先的计划经济转向市场经济。从分配角度来看，正如张文所言，可以说是从政府主导收入分配走向市场主导收入分配的变革（当然是指一次分配）。改革初期主要是引进激励机制，实行奖金制，打破大锅饭、平均主义。十四届三中全会又正式确立了“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原则。到十五大的时候，不仅强调了“按劳分配”，而且指出要“把按劳分配与按生产要素分配结合起来，鼓励资本、技术等生产要素参与收益分配。”很难想象，如果在分配领域不实行这样的改革，过去几十年吾国的经济发展能取得这样大的成就。因此，十五大提出的上述分配原则必须坚持实行下去，绝不能倒退回到计划经济和平均主义的老路上。

不过也要看到，由于人与人存在的能力差别，包括其它生产要素的差别，又由于市场经济是竞争性经济，体现在分配上，势必也会出现较大的差距。而如果这种差距拉得太大，乃至到了一小部分人很富、大部分人却陷于贫困的地步，又会将事情推向另一个极端。故此邓小平很早就提出了“共同富裕”的理念，并将其视为“社会主义的本质”。

对此，张维迎在其文中说到：不可否认的是，改开以后，在人均收入大幅度增长、几乎每个人的生活水平都在大幅度提高的同时，收入差距扩大了，无论是农村还是城市，基尼系数都上升了。但他也提出了一个“需要回答的问题”：吾国过去几十年的改革成果是不是全民分享了？他认为答案是肯定的，只是分享的程度有所不同。张维迎认为，尽管改革开放使得不同人之间的收入差距扩大了，但吾国社会的公平程度大大提高了。他说的公平主要是指机会均等。张文引述当时斯坦福大学Pencavel教授的研究，指1990年吾国城市最高收入的人群到1995年只有43.9%仍属于最高收入人群，有近5%落入最低收入人群；同期最低收入的人群到1995年只有49.6%的人仍属于最低收入人群，其他50.4%的人都已经跳出最低收入阶层，其中有2.1%的人甚至进入了最高收入人群。由此佐证吾国这一时期的收入流动性比同期的美国还高，意味着吾国机会均等的程度已大大提高，“并不是富人总是越来越富，穷人总是越来越穷。”

当然，笔者注意到张先生所引Pencavel教授的研究主要“取材”于上世纪90年代的前五年，其时正逢吾国开始由计划经济转向市场经济，那时候的市场空白和人们的机会的确比较多，而现在的情况有了很大的变化，所以还不能一概而论。但总的来看，吾国改革开放几十年来，特别是转轨市场经济以来，国民的总体生活水平有了大幅度提高，对此像笔者这样的“过来人”体会尤深。这几天笔者看了几集正在热播的电视剧《乔家的儿女们》，其中所描写的改开之前之初有些城市人家贫困潦倒、饥肠辘辘的情节，令人有恍如隔世之感。这种感觉现在的年轻人恐怕很难体会到。而如果不承认改革开放、市场经济让吾国民众在总体上大有收益，所有人的生活水平比过去都有了程度不同的提高，要么是缺乏对比，要么就是“睁眼瞎”。

即便如此，我们仍然不能否认的是，这几十年来吾国的贫富差距的确也已经拉得比较大。海外有评论认为吾国跟美国都是当今世界贫富差距最大的国家。笔者不了解其它国家的情况，因而无法置评。以笔者的观察，目前吾国的收入差距，从总体上看主要体现在城乡之间。这从每年有几亿农民进城打工的现象为证：农民们进城打工，为的就是多挣点钱；如果城乡收入水平差不多，谁会愿意背井离乡做一个“漂泊者”呢？而城乡的这种收入差别，并非由于农民不勤劳肯干（事实上他们远比城里人能吃苦耐劳），而在于吾国农民的数量还是太多；这又是由于受到现行的土地、户籍、社保等制度藩篱所限所致。从这一点看，要实现“共同富裕”，还是要靠全面深化改革，而不仅仅在于更合理地“切分蛋糕”。

说到“蛋糕”，张维迎在该文中提出了有关收入分配的“五大困惑”，读来颇有意思，摘引如下，以供思考。

其一，当今的收入差距是不是都是为了实现GDP增长而必须付出的代价？从跨地区的数据看，不完全是这样。张先生们的研究发现：人均GDP水平越最高的地区，平均的收入差距反而越小；而那些GDP增长率比较低的地区，收入分配的差距反倒比较大。

其二，鉴于国有经济的“公共性”，一个自然的推论是，国有部门占经济总量比例大的地区，收入差距应该比较小。但统计数字得出的结论恰恰相反，平均而言，国有经济比重越高的地区，收入差距越大。

其三，理论上讲，政府收入占GDP比重高的地方，收入差距应该小一些才是，但跨地区的数据给出了完全不一样的结论：政府花钱占GDP比重越高的地方，收入分配的差距越大。

其四，人们一般会想，如果企业利润在GDP中的比重高的话，这个社会的收入差距自然会更大一点（笔者按：意为利润越多“老板”们赚得也越多）。但跨省数据也不支持这个结论，研究发现企业利润占GDP比重越高的地方，人均收入就越高，收入增长的速度也越快。张先生称这并不奇怪，奇怪的是：平均而言，企业利润在GDP总量当中比重越高的地区，收入差距反倒越小；而企业利润占GDP比重越低的地方，基尼系数越大。

其五，如果说市场化导致了贫富差距的扩大，那么市场化程度越低、政府主导作用越强的地区，收入差距应该越小。事实上研究发现了相反的结果：平均而言，市场化程度越高的地区，收入差距反倒越小，而不是越大，如在浙江、福建、广东等地就是这样。

张维迎提出这“五大困惑”之后，依照他的理念，其解释自然也呼之而出。其中有些解释比较专业，非经济学出身的笔者看不大懂，只好摘引自己看得懂的部分—— 张文指出：改革开放以来，收入差距的扩大与效率的提升是相伴随的。收入差距有一部分是合理的，是为了经济成长和效率的提高必须付出的代价；另一部分可能是不合理的，也就是说，我们不需要付出这个代价仍然可以维持同样的经济效率和收入增长。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詹姆斯·莫里斯教授（笔者按：他也是张维迎的博士论文导师）对经济学的贡献之一是，效率与平等之间的矛盾来源于有关个人能力信息的不对称。这就出现了效率与平等的矛盾，信息经济学称为配置效率与信息租金的矛盾：如果你想达到更高的资源配置效率，你就得让有私人信息的高能力者获得更多的信息租金（收入）；反过来说，如果你想减少高能力的人的信息资金，你就必须扭曲资源的配置效率。而不确定性又影响到收入分配，不确定性越高，收入分配差距越大。

张文接着分析说，在吾国几十年的改革开放中，从事工商业活动面临的最大不确定性是体制的不确定性，政策的不确定性，政府行为的不确定性。尽管体制的不确定性是一普遍现象，但吾国不同地区之间，制度环境的不确定性、政策不确定性、政府行为的不确定性是有很大差异的，效率与收入平等的关系在不同地区有不同的表现。一个市场化程度低、政策不确定性高的地区，做生意非常地难，所以少数敢做、能做者往往可以获得超额利润甚至是暴利。但由于做生意难，私营企业数量少，经济增长率低，利润总量少又集中在少数人手中，所以收入差距大。而在一个市场化程度高、体制不确定性相对低的地区，即使能力相对一般、没有很强政府关系背景的人也可以做生意，虽然由于竞争激烈，企业的利润率较低，但私营企业数量多，经济增长快，利润总量大，而利润的分布比较均匀，收入分配也就相对更均等化。

张维迎说，如果上述分析是对的，它对我们下一步的改革就具有重要的政策含义。即：如何在不损害GDP增长的同时，最大限度地减少收入分配差距和收入不公？关键是提高经济的市场化程度，减少政府行为所导致的不确定性。如果我们能够把全国经济的市场化程度或者说政府的行为方式，推进到浙江省这样的水平，那么我们既可以保持高的增长率，同时又可以大大减少收入分配的不平等。最重要的是，用法治把政府约束起来，让各级政府在法律边界内行事，这样就可以减少政府行为的不确定性，建立一个真正的市场经济。如果政府能按照规则去办事的话，无论生意人还是普通老百姓，都可以更好地预测政府的行为，把握自己行为的后果，在这种情况下，极高的垄断性利润、少数人赚大钱的机会就会大大减少。

张文还指出：我们还要减少政府对资源的控制和对市场准入的限制。如果政府仍在配置大量资源，而我们又让市场决定个人收入分配的话，结果一定是大量的资源价格以利润的形式变成了少数个人的收入，收入分配不可能真正公平。不要以为效率和公平的关系一定是负相关的。如果按照正确的方向改革，既可以提升效率，又可以增加公平。还有一点是，政府对教育投入的增加对降低收入差距非常重要。最近大量的研究证明，个人的收入越来越与其教育程度相关，教育程度越高的人，收入增长越快。若政府想帮助那些低收入人群，最好的办法是提高这些人的教育水平。

好了，对张文的引述就到此为止吧。张维迎的上述分析虽然发表在十几年前，至今仍具有很强的现实意义。具体的指向，笔者就不予细述了，你懂的。

最后笔者简要谈一点自己对共同富裕问题的一点“原创”的学习心得：人们之所以会觉得收入差距比较大，往往是拿最富有的人跟最贫穷的人做对比。但共同富裕的重点并不是要把富人的收入水平拉下来，而在于减少低收入群体的数量，让其中一大部分人有机会上升为中产乃至高收入阶层，形成是次高层会议所倡导的“两头小，中间大”的橄榄型分配结构。容笔者把话说得更直白一些：既然要搞市场经济，我们就得容许少数富人乃至极少数“超级富豪”的存在，但不能容许存在大量的贫困人口，更不能容许有“绝对贫困”者，盖因我们的市场经济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所幸的是，吾国在去年已经基本消灭了“绝对贫困”现象，接下来要做的是，如何通过有效的改革，将仍处于“相对贫困”的一大部分人提升到中产以上。

谨向张维迎先生致意，感谢他的这篇旧作对笔者的再启发。

                                              2021年9月13日于安吉桃花源

简介：未名者，江南布衣。生于20世纪50年代，下过乡，上过学，教过书，做过公务员，写过小说。中年后下海创办并主编某内部刊物凡二十多年，撰有经济政治社会法律等分析评论文字千万余言。现已退休，居于山间一寓，远离城市喧嚣。2017年开始撰写博客（“未名周记”），2018年7月开始兼写微博（“未名日记”），以发挥余热，防止痴呆。有道是：只事耕耘，不问收获；知我者谓我心忧，不知我者谓我何求也。

笔者电子邮箱：wmc529@sina.com